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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
第一部 第7节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