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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国情况的观点和分析，也包括有关该国经济状况的数据的信息——会有所帮助，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比如，现在任何一个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都觉得有义务披露其外汇储备和远期债务的数据。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像泰国、韩国或更早的墨西哥那样隐瞒外汇储备数据已几乎不可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出版各国所提供的有关其遵守已经制定出来的各种最佳行为标准，从而加强实施这些标准的压力。更彻底的披露应当有助于减少流入高风险领域的资金。而这又能鼓励各国在危机发生之前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仅有透明度是无法预防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危机的。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透明度体制，但他仍会出现投机性过热。
在改善金融架构方面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促使投资者和贷款人遵守纪律，并在繁荣时期适当关注风险。这方面的关键是债权人和投资者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承担其决策的后果。有些人提出，许多贷款人和投资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其所持头寸遭受了损失，认为在风险方面人们已经得到了教训。但基于我自己的市场经验，我强烈地感到道德风险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也完全支持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想法。但把负担更多地分配给外国贷款人，而较少分配给受到影响的贫困国家，同时又不把贷款人从危机中的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吓跑从而使情况恶化，这并非易事。而且，这样做也常常涉及法律问题。
韩国的外债大部分由银行持有，由于银行能以有组织的方式卷入，并且能看到在债务重组中他们自身的利益，私营部门的参与是可行的。但在墨西哥以及此后的俄罗斯和巴西，外债是以证券的形式存在的，广泛分散在单个投资者和机构手中，不存在一个创造“救入”的实际机制。而导致大范围撤出的风险却大得多。这又导出了我的另一条重要原则，蒂姆和他的同事们忘了把它列进他们的单子：第12条，现实总是比概念和模型更为复杂。
在国内市场，破产程序以有序的方式分配损失，并给那些财务上失败的人重新再来的机会。墨西哥危机之后，财政部、联储与工业国十国集团共同探讨过这一想法，但最终得出结论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并不实际可行，至少目前这一想法似乎被弃置一旁。
我们还考虑过在债券中加入“集体行动”条款的可能性，在发生不履行偿债义务时，这一条款授权某一方代表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这种有约束力的仲裁机制会促成债权人的强制性行动，在存在成百上千债券持有人时，可以促成私营部门成本分担。我一直相信，市场压力足够时，这类条款就会引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发行了附有这种条款的新债券。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应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在可行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关注，在可行时我们都寻求采用该条款，如韩国的情况。最后，我支持强调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新框架，硬性规定授权实际是不可行的，由于这一实际困难，其应列出各种考虑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逐个案例的指导。
对私营部门成本分担的更大关注只是亚洲危机以后发生的众多变化之一。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大多数国家转向了浮动汇率制，且变得更加透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体系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使亚洲危机迅速扩散，至少是目前，这种作用也已减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有任何自满情绪。金融危机继续冲击新兴市场，在以后的10年里可能也仍会是个影响因素。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改善其预防和应付的手段。
我们与国会在有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从1998年初开始，围绕这一问题的矛盾激化了。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行动的批评在增加，我们仍得要求国会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1997年9月在香港的年会上，我已经签字同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进行例行的补充，但要实施这一协议，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更多的国家成为不断扩散的金融市场危机受害者，他们得向开始面临资金紧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因此迫切需要这笔资金。总统在1月份的预算中要求国会提供180亿美元资金，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份额提高9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似乎很大，但他并没有损害其他项目。我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捐款更像是在一个信用互助社的存款。作为交换我们获得了一种资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我们从未亏损。但这类好处在那年有关预算的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很难解释清楚。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被1月份时爆出的另一个故事即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关的故事完全掩盖。莱温斯基事件的揭露成为当时媒体风暴的主题，在整个1998年一直持续，使得人们对海外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大为减少。对莱温斯基事件的过分关注对我们应对危机毫无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事件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因为其把亚洲所发生的事从媒体报道中挤了出去。结果，美国人不了解他们本可以了解的与危机有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干扰使美国没有认识到国外的危机对美国经济稳定的威胁。因此，当我们最需要了解情况的公众支持时，我们却无法获得。
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斗争只是又一个例证，表明我们与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依赖有多么深，而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么少，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通常是多么困难。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至关重要的必需的机构，它站在遏止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前列。尽管国际金融架构需要现代化，我坚决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极其重要，应当通过改革来予以加强，而某些批评我们的人则认为，如果根本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好。
第二部 第37节
有关这些资金的必要性的讨论使我们处于一种熟悉的微妙处境。我们不愿意说如果国会不行动的话世界就会崩溃——这样说或许有助于获得国会的支持——因为如果国会不拨款，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就会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更为紧迫，因为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陷入资金紧缺的危险。即使还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眼前的问题，它也还需要具有——并且需要被视为具有——处理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的力量。考虑到这一点，国会不采取行动本身就可能助长信心的丧失从而影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持股者都以平常心看待其资金的增加，都已经提供了拨款。国会不愿意提供新的资金，实际上减少了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影响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并损害我们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而且，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延长或加重危机。
我们在国会遇到的反对有些是重新提出了在援助墨西哥危机时期提出过的主张。但这种情况再一次出现，即内含其中的实质性问题不能解释遇到的反对为何如此激烈。在我看来，国会中许多人这次的反应似乎因未能更多地参与以往我们在泰国、韩国和印尼问题上的决策而感到恼怒而强化了。如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问题上，国会议员们找到了一个表达其反对意见的发泄渠道。
从政治上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来自两党的反对。某些民主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本已因经济崩溃而遭受困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过于苛刻。其他人则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项的计划没有要求各国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标准、尊重人权。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中许多是集中指向印尼的。有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如马萨诸塞州的巴尼·弗兰克和密歇根州的戴维·博尼尔对我们说，如果苏哈托不释现在被关在监狱中的印尼劳工党领导人叫穆赫塔·帕卡罕，他们不会支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拨款的计划。博尼尔是众院民主党意志坚定的党鞭，来自有着众多汽车工人工会成员的底特律郊区选区。他的主张是，无论哪个国家，对组织工会权利的尊重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必要条件。
博尼尔是理智的，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的关心也是无可置疑的。我对他的回答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标准应当是是否采取重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因素以及市场信心的措施。重新恢复稳定是博尼尔最关心的那些穷人最需要的，而试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达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以外的目的则会有碍于这些努力。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我没有对博尼尔提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美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核心，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道德劝说、倡导和公开展示来向国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似乎会遇到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多么坚定。
不过，对于人权是否应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却很少置疑。有一两次我曾试图提出这一带哲学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具有普遍价值的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而非获得食物和健康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只拿出我们的巨额财富中的0·1％来帮助全世界的处于绝望处境中的穷人，美国能就因为坚持人权观念而在道德上处在优越地位呢？但一旦你真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就会把你归入根本不关心人权的一类。实际上，我非常关心人权，也赞成克林顿政府的看法即实现人权目标的更好办法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强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取行动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