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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十五疑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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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说话,就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应妥善处理。”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疑心驱使下,朱元璋更加坚定了翦除蓝玉的决心。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他的死却不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元璋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史称蓝玉,“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逐御史”。并且在征战时,还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这也是一种大逆的行为。北征还,蓝玉回到关里,天晚了,城门已闭。没有谕令,侍卫不能开门。蓝玉便把关门给拆了,擅自进去了。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威焰愈盛,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太傅比太师低一等,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了太子太师吗?”他的不满和牢骚,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悦。为何“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此时不杀蓝玉呢?除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藩边外,蓝玉与太子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御蓝玉。蓝玉虽恃功骄纵,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欲造反,太子凭藉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不料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孙日后难以驾御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

  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胁,翦除的罗网正在悄悄张开。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桀骜如故,一点也不检点自己,明太祖越加疑忌。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便有锦衣卫蒋,密告蓝玉谋逆,说蓝玉试图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准备在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朱元璋听了,立即命令锦衣卫发兵逮捕,将疑犯一齐捉拿到朝廷。稍作审问,便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并且罪犯的家人亲属也全牵连进案,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   


兔死狗烹

  明太祖至此还不罢休。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为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蓝玉党案过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

  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

  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

  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下落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建文为他的年号。蓝玉党案时我们已经提到过,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皇长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时的他已二十一岁,正是英姿勃发的时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向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还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尚武的风气,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并屡次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建文帝对于祖父重典治国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深有体会,登基后就着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祥和的氛围。即位仅一个多月,他就下诏宽刑省狱,纠正了一大批洪武时期的冤假错案,受到牵连的无辜官吏得以恢复职位,被流放异乡的人也得以返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洪武朝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当然建文帝的温文尔雅,也使得他显得书生气过重,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朱元璋在世时,就曾对这位过于柔弱的孙子担忧过,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屡兴大狱,大杀功臣,为其拔除棘刺。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还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从未料到,在他去世后,起兵的恰恰就是这些藩王。

  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汉高祖刘邦也采用过,建立汉朝后,曾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却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藩王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计议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大臣们却各有主张。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将其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率先发难,并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

  当时,南京城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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