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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立即走上前来说：“我对这一切深表遗憾。参议员身体欠佳。我们昨天晚上才从东京回来。是时差反应。他深感不适。太疲劳了。”
“刚才是谁开的车？”我问道。
“我开的，”助手说道，“绝对没错。”
有个姑娘咯咯直笑。
“不，他没有开。”穿浴袍的那个人站在汽车那边吼了起来，“是他开的车，他走出汽车就摔倒了。”
“天啦，该死的动物园。”罗参议员揉了揉脑袋说道。
“警探，”助手说，“是我开的车，这两位女士可以为我作证。”他用手指了指那两个穿着礼服裙的姑娘，同时朝她们丢了个眼色。
“这是他妈的说谎。”穿浴袍的那人说道。
“不，他说的是事实。”穿着夜礼服的那个漂亮男子第一次开了腔。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说话显得慢条斯理，好像他习惯于让别人服从他的命令似的。他也许是在华尔街供职的，不过他没有做自我介绍。
“我开的车。”助手说道。
“都是扯淡。”罗嘟嘟嚷嚷地说，“我要回我的旅馆。”
“有人受伤没有？”我问道。
“没人受伤，”助手说道，“大家都没事儿。”
我问站在我身后的巡警：“要做110报表登记吗？”我指的是填写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报告。
其中一名巡警告诉我：“不必填写了。只有一辆车，而且造成的损失不值得写报告。这只是犯了交通法规第501条。”
在特勤处工作我学会了变通行事。所谓变通是指在处理民选的官员或知名人士的问题时，只要没有人提出要打官司，那就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高抬贵手算了。在实际处理时，只要不是重大罪行，一律不逮捕。
我对那位助手说：“你把这家主人的姓名和地址记下来，这样，他家草坪所受的损失就由你来处理。”
“他已经把我的姓名和地址记下了，”穿浴袍的那位说道，“不过，我想知道他准备怎么办。”
“我跟他说过，一切损失由我们承担，”助手说道，“我向他保证我们会赔的。他似乎不……”
“见鬼，你看：她种的东西都给毁了。而且她患有耳癌。”
“请你稍等一下，先生。”接着我对那助手说：“你们打算由谁来开车？”
“我来开。”助手答道。
“他开。”罗参议员点点头说，“杰里。开车。”
我对那位助手说道：“好吧。我要你接受一下酒精含量呼吸测定检查。”
“那没问题，可以……”
“我想看一下你的驾驶执照。”
“那好。”
那位助手对着呼吸测定器吹了口气，然后把驾驶执照递给了我。这是一张得克萨斯州的执照，上面写着杰罗尔德·D．哈丁，34岁，还有一个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地址。我把这些细节记在本子上后，把执照还给了他。
“好啦，哈丁先生，今天晚上我就把参议员交给你了。”
“谢谢你，中尉。我很感激。”
穿浴袍的人说道：“你要放他走？”
“你先别急，先生。”我转过脸对哈丁说：“请你把你的名片给这位先生。我希望对他的院子所造成的损失能得到使他满意的赔偿。”
“尽管放心，这是肯定的。”哈丁伸手到口袋里去摸名片。他摸出一块白白的东西，像是一块手绢，赶紧又把它塞进口袋里，接着走到穿浴袍的人面前递上自己的名片。
“你要给她重新种上秋海棠。”
“行，先生。”哈丁满口答应。
“所有的。”
“是的。这不成问题，先生。”
罗参议员用手推着前轮挡泥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妈的秋海棠！”他说道，“见鬼，今晚真他妈见了鬼！你有妻子吗？”
“没有。”我告诉他。
“我有，”罗说道，“他妈的秋海棠！妈的！”
“这边走，参议员。”哈丁边说边扶着罗坐进车里。那个华尔街的漂亮家伙坐进了后排座位后，那两个姑娘一左一右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哈丁坐在驾驶盘后面，跟罗把钥匙要了过去。我掉过脸去，看见那两辆警车正驶离路边。我转过脸时，哈丁摇下窗玻璃看着我说：“谢谢你了。”
“开车小心点儿，哈丁先生。”我说道。
他把车倒出了草坪，然后从一个花坛上开了过去。
“轧着蝴蝶花啦！”穿浴袍的人大声喊道。这时那辆车已顺着坡一溜烟地开走了。他看着我说：“我跟你说过，是那个人开的车，他喝醉酒了。”
我说道：“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事情不顺利，你就打电话给我。”
他看着我的名片，摇了摇头，然后朝自己的家里走去。我和康纳回到车上，驱车下了坡。
康纳说道：“你了解到那位助手的情况了？”
“是的。”
“他口袋里的那东西是什么？”
“我看是一条女人的内裤。”
“我觉得也是。”康纳说道。
碰上这种事，我们也无可奈何。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真想让这个自鸣得意的臭小子转过身去，把手撑在汽车上，然后当场搜他的身。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手脚是受到束缚的，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搜哈丁的身，也没有理由逮捕他。他是个年轻人，开车时后面座位上带了两个姑娘，其中有一个也许没穿裤衩，车子前面座位上还坐了个醉醺醺的参议员。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都放走。
今天晚上似乎人人都在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车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按下对讲键说：“史密斯中尉。”
“嘿，伙计。”说话的是格雷厄姆。“我现在在陈尸所。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个日本人跟我纠缠，要求验尸时让他在场。你相信这种鬼事吗？他想坐在里面看。我们已经开始验尸了，没让他进去，他气得几乎七窍生烟。检验结果就要出来了，看来对中本不利。我想可能是个日本人干的。你们看，是来一趟还是怎么的？”
我看了看康纳，他朝我点点头。
“我们这就过来。”我说道。
从县医院的急诊部走是去陈尸所最近的路。我们从急诊部穿过时，看见一个浑身血迹的黑人男子从急救病床上坐起来，借着吸毒后的一股狂热劲头大喊大叫什么“杀死教皇！杀死教皇！他是混蛋！”有五六个值班医生和护士竭力想把他按倒。他的肩上和手上都受了枪伤。急诊室的地上和墙上溅得都是血。一名医院清洁工拿着拖把在过道里擦着血迹。过道两旁是等候就诊的黑人和拉美血统的人，有的人怀里抱着孩子。谁也没有去看那血淋淋的拖把。在走廊的其它地方又传来阵阵喊叫声。
我们上了电梯。一切都显得安静下来。
康纳说道：“每20分钟一起杀人案；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每隔4小时一起杀害儿童案。没有任何其它国家会容忍如此严重的暴力犯罪。”
电梯门开了。与急诊部相比，县医院陈尸所的地下室过道安静多了，却有一股很浓的福尔马林气味。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瘦骨伶仃的所长哈里·兰登，他正在一边低头看文件，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我们走上前去时，他头也不抬，只是说了一声：“嘿，伙计们。”
“嘿，哈里。”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奥斯汀的解剖？”
“是的。”
“大约半小时之前就开始了。看来这事催得很紧，啊？”
“怎么？”
“局长打电话把蒂姆博士从床上叫起来，要他马上就动手，把他给气坏了。蒂姆博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说到这儿他笑起来。“还有许多实验室的人也被叫来了。谁听说过半夜三更把大家叫来这样加班加点的？我是说，你知道这一来得多支付多少加班费？”
我问道：“格雷厄姆在哪儿？”
“他就在附近。有个日本人老是缠着他，像影子似的跟着他。每隔半小时，这个日本人就来跟我借用电话，叽哩哇啦地说上一通日语，接着再去跟格雷厄姆纠缠。他还说要看验尸，你信不信？竟会有这种事。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10分钟之前他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当时他的脸色陡然就变了。我坐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他显得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地跑了。我一点不夸大，真跑得比兔子还快。”
“验尸在哪儿进行？”
“2号房间。”
“谢谢了，哈里。”
“把门关上！”
“你好哇，蒂姆！”我们一走进验尸房，我就跟蒂姆打了声招呼。蒂姆·霍勒被大家称为蒂姆博士。虽然此刻已是深夜1点40分，他却在那张不锈钢工作台前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领带打得非常标准。他那件浆过的工作服口袋上整齐地插着一排笔。一切都有条不紊。
“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我在关呐，蒂姆。”那扇门是气动自动关闭式的，不过显然蒂姆博士嫌它关得太慢。
“我只是不想让那个日本人朝里看。”
“他已经走了，蒂姆。”
“哦，是吗？不过他也许还会回来。他那股纠缠的劲儿真叫人恼火，也令人难以置信。”蒂姆回头看了我一眼。“跟你一起来的是谁？是约翰·康纳？好久不见了，约翰！”
“你好，蒂姆！”康纳说着和我一起走到工作台前。我能看出，解剖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尸体上有一个Y型切口，已经摘出的内脏器官放在一个个不锈钢托盘里。
“也许现在有人能告诉我，这桩案子有什么大的来头？”蒂姆问道。“格雷厄姆气得要死，什么也不肯说。他到隔壁化验室去看第一批化验结果去了。我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干这个。值班的是马克，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