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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李敢当拿起桌旁电话的话筒说，“MISS王，我和两位警察要去二楼病房，麻烦你先通知一下护士长。”
郑绍德把头凑近高钦福身边，斜眼看着那份供词。高组长信手把笔记纸传给他，自个儿不知道思考着什么事情正在发呆。
“哦，对了，我还查阅过杜裕忠过去留下的病历资料！稍微整理了一下。”李敢当站起来，从身后的书架上取下一个牛皮纸袋，“里面的东西不算很多，大部分是杜裕忠的手稿，也就是几年前他在治疗期间写的文章，虽然是很久以前的尔西，不过对警方来说或许也多少少会有一些参考价值吧。”
高饮福伸手接过牛皮纸袋，把里面的纸张抽出来。
他定睛一看，不由得轻叫出声：“这又是什么鬼画符啊？”
那几张图画纸上面写满铅笔字迹，但完全看不出来在写什么，因为笔迹实在太潦草了。从纸面上的凹凸不平以及粗重的石墨刻痕，可以感觉得到当时杜裕忠并不是在情绪稳定的状况下书写的。他在写这些字时一定相当用力，好几个地方微微现出破洞，而狂乱的笔划，则使得那些文字变成无人能了解的符号。
“不必太惊讶，这就是杜裕忠典型的妄想。我们曾经做过一连串的绘画疗法——这种精神治疗，是容格所提倡的。根据他自身的临床经验，他认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以绘画做为表达潜意识的工具，要比语言更为直接有效。不过，杜裕忠的图像思考能力显然与常人不同，刚刚我也提过，他经常受到脑中那些作家魅影的刺激，因此，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写下这些古怪的文字，而不是用绘画来表现。”
“这是中文吗……？”
“是中文没错，不过里面绝大部分的字都被杜裕忠简化过。比方说需要一笔一划慢慢写齐的字，他就只会写出其中几笔，另外有一些出现好几次的字，所省略的笔划居然不一样。这更增加了辨识的困难度。”
“喔……”高钦福忍不住再问，“医生，那么这些文章的内容究竟是写些什么？”
“我也没办法完整地解读。我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在辨认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上，看看是否能有助于对他病情的了解。可是就算是在他情绪比较稳定时所写的东西，纵然字迹的辨识变容易了，然而对于文章的内容仍然完全无法理解。那好像是一些故事，但却看不出那些故事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那是存在于杜裕忠脑中，支离破碎的思维直接反映的图像。他希望用文字来描述，却因为受制于心中失控的画面，导致他写出混和了文字与图形的怪东西。”李敢当说，“杜裕忠写了很多，不过我只留了一些下来。”
高钦福张大眼睛瞪着那几张图画纸，对他来说，那些文字根本就感觉不出是文章，甚至连成不成句子都还有问题！
这时，李敢当桌上的电话铃响。他按下通话键，传出一阵模糊沙哑的女声：“准备好了。”
“谢谢。”李敢当抬头说，“我想我们可以过去看杜裕忠了。”
“嗯，走吧。”高组长回答。
然而，沉默已久的郑绍德，却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似的，还在入神地阅读那份杜裕忠昨日在医院所陈述的供词。那是他全然无法理解的荒诞意识世界。
望着这份内容甚至和案情八竿子打不着边的谈话纪录，他几乎可以确定一件事——杜裕忠疯了。
第九章 无理智者
1
根据李敢当医师提供的电话号码，警方在十日下午与杜家得联系。
杜裕忠的父亲是凤山市一所初中的教务主任，白天都必须待在学校，所以郑绍德便与他们相约，在傍晚的时间登门拜访。
虽然在高医中和医院的精神病房里见到了杜裕忠，但正如李敢当所言，他一反昨日跳舞、嘶吼甚至拳打脚踢的激烈行为，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并没有睡着，双眼仍然空洞地望着前方，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另外，原来这间双人病房住的另外一个病人，就是先前在李敢当办公室见到的青年，不过当他们到时，那名青年由护士带到外面去散步了，所以不在房里。而其他病房的病人则彷佛借由心电感应察觉杜裕忠和谋杀案有所牵连一样，都离那间病房远远的。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嘛。”这是高钦福参观过精神病房后的感想。
向李敢当医帅道别以后，他们两人随即回分局将取得的证词资料归档。下午的时间则是与其他同事一起进行朱作明背景及犯罪动机的搜证。由于朱作明是林浩山较为亲近的工作伙伴，所以林的政界关系也连带使朱受惠。于是，晚餐时间高组长必须半查案半应酬地出席那些政界相关人物的饭局，调查杜裕忠的后续工作便由邓绍德独力进行。
杜家位于五甲一路上的一条小巷子里，那条巷子长度大约五十公尺，两旁的住宅门面虽然看得出来已经翻修多次，但仍然翻不去那些房子的狭小、低矮，以及腐朽。天色的昏沉更显得整个巷道死亡般地灰暗。有如墓碑。
“好狭窄的巷子。”郑绍德骑着机车寻找杜家的地址，巷子口停靠的一辆大卡车，好像是家具还是装潢公司的工作车，几乎挡得巷子毫无通道，看起来巷子的宽度绝对容纳不下三部汽车并排。他隆隆的机车声引来附近放学后小孩子的好奇目光。
“十二号……找到了。”他停好机车。
一位面容苍老、年纪可能已经有六十几岁的妇人在郑绍德按下门铃不久后闻声探小门外。
“您好，我姓郑，市三民分局。我想您是杜太太吧？”
“请进。”杜太大的语气十分呆板，“我先生在。”
郑绍德走进狭窄的屋门，他看见枢纽满是干涸血迹一般的铁锈。
经由杜太太的引领，郑绍德坐在天花板斑驳的客厅中。他环顾四周，没有看见一般客厅中该有的电视机，只有两三个老旧的木头书柜。里面像是堆了一些看似无用的课本、参考书与废考卷。
过了一会儿！从内厅走出一个白发长者，年纪看起来应该超过六十岁了。他方方正正的老花眼镜镜架彷佛在证明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教育工作者，而他的声音则像是废弃的水管：“警察先生，我是杜裕忠的父亲。”
“您好。”
“请问裕忠在什么地方？”他的声音透露着期盼与不耐。
“杜先生，”郑说，“目前杜裕忠受到警方严密的保护，他很安全，您不必担心。” ※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那老人坐到郑绍德的正前方：“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我儿子？他到底在哪里？”
“杜裕忠牵涉到一件案子，他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人，所以警方必须留着他。另外，非常抱歉，我无法告诉您他人在哪里，也不敢保证警方可以很快地将他送回。”
“那你来做什么？”对方说，“我只想要回我儿子。”
“如果您愿意和警方合作，我想等案子一水落石出，杜裕忠很快就可以回来了。”郑绍德看见了杜老先生眼中一刹那出现的悲哀与凄凉。
下午离开中和医院时，高组长曾严肃地告诉过他，一个家庭里若有精神病患，他们对警方的态度很可能极不友善，这并不是那些家人不愿意合作，而是长久以来他们早就接收太多这个冷漠社会的无情眼光，处在这种阴影下，他们对孩子的爱变得既神圣而又卑屈、既崇高而又羞辱、既包容而又封闭。
“好吧。警察先生，你到底要我帮什么忙？”
“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另外，我希望能看看杜裕忠的卧房。”
“我愿意合作，请你问吧。”
谈话的气氛似乎缓和了一些。杜老先生的口气听起来像是超过虎克定律极限而松弛的橡皮筋。杜太太有如雕塑般端坐在旁，彷佛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只有出席权而没有发言权。
“杜裕忠的病……”郑迟疑了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发病，是在小学五年级……”杜老先生的话虚软无力，但他仍继续说，“到初中以后情况愈来愈严重，我家里没钱让他看病，本来他可以读完高中的，不得已我们只好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一直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
“好多年？”
“正确地来说是十一年。他是高二辍学的，现在年纪都已经快二十八岁啦。”这句话隐含他们夫妇二人无尽的苦痛。
“他从来没有独自离开过家吗？”
“自从他高中读到二年级辍学，在家休养以后，只要一出门，我的妻子一定会陪在身边。”
“他出门都作些什么？”
“只有去书店买书他才会出门，但他很少这么做。这也难怪，他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可以随意在外头走动，关在家里看书也好。”杜父的语气透露着凄苦。
郑绍德不由得心生同情。但他问话的语调依然平静，这或许是身为警察不得不然的态度吧。许多人看到警察的问供、开罚单的方式像机器人一样，就以为警察们很没同情心，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
法律确实经常是冰冷无情的，警察则是最基层的执法者。但这并不表示执法人员就会与法规条文一样毫无感情。高组长曾经对他说过，当一件刑案发生时，被害者的家属一定会情绪激动而极可能感情用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连警察本身都没有办法保持冷静来搜查线索、紧守理智来判断思考，那破案的机率就会更低。
当然，毫无同情心的警察确实存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同情心的人比比皆是，并不仅止于警察一种人啊！
“所以说，你们完全没想到这次他会自行离开家了？”
“警察先生，”杜父此时一反悲哀的语气，神情异常激动地说，“这件事情实在不可能发生！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每晚睡觉之前，都会将他的房门上锁啊！他从里面是打不开的！不可能的！”
听到这个不寻常的回答，郑绍德的心中一凛。从上锁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