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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大才子，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他求学的一生，死也应该带点文化上的色彩，比如当时最流行的投江，即便条件不允许，最起码也得落得个全尸。如果知道必死，每个人都像死得不那么痛苦，不那么难堪一点，这是人之常情，韩非也不例外。李斯正是要从这点上做文章。
有一天，身陷囹圄的韩非从一名下人那里收到一瓶毒药，下人说，是主人李斯让他送来的，秦国死刑残酷，喝完毒药就能在无知无觉中死去。下人还说，区区一瓶毒药，聊表故人寸心，请公子笑纳。韩非听着下人说着动听的话语，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毒药，颇有几分感动。好同学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送来了毒药。韩非阐释权力、解构权力，但并不是权力中人。权力对他一直以来都是静观的客体，从来都没有达到物我为一的境界，所以才会知之而不能行之。而李斯则不同，他是与权力捆绑着一起出生的，生来就是从政的料子，连看老鼠吃屎都能看出权力意志。韩非深知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明白同利相嫉的道理，也深谙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手脚的。可是面对老同学送来的一瓶毒药就什么都忘了。
在韩非准备吃下毒药，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世界时，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此时嬴政已经改变了想法，正派人去监牢释放韩非呢。嬴政一时偏信的李斯的话，但静下心来细想的时候却发现李斯也在玩弄用错误的前提进行正确的推理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的把戏。韩非是人才不假，但仅限于学术方面，对秦国并不构成威胁，况且韩非知道秦国再多的机密又能如何，他的朝廷并不信任他，因此嬴政没有必要杀一个无害于秦的偶像。
可是嬴政的使者去监牢释放韩非的时候，韩非已经倒在地上，睡了，永久地睡了，旁边放着老同学关照的毒药。嬴政好不沮丧，但也不怪得李斯，命令是自己下的，李斯为老同学减少痛苦也不能算错，只能心里默默地想着：别了，我的偶像，你的生命虽不在，但精神将永远地照耀着秦国。
其实，韩非本不应该就此放弃生命，他还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只是他在关键时候过于天真。后世的政治斗争中矫诏杀政敌成了常用手段，人们也因而有了防范意识，那就是不要相信任何来自第三方的死刑宣判，李斯的送毒药也算一种。韩非本可以对李斯说，我倒要看看秦王如何杀死偶像，如何对待人才。更或者他还可以装死骗过李斯。可是韩非却对李斯没有怀疑，就差说谢谢了。
这样，韩非迈出了死亡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至此，韩非的死亡三部曲已经演完，这一年是公元前233年。韩非丢掉卿卿性命，嬴政误失所爱，李斯却不动声色地做了超级大赢家。可是李斯不光彩的手段却遭来了现世报，赵高在杀死李斯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中间人能够篡改信息的优势，李斯像狗一样被赵高训练成条件反射，死的很惨很窝囊。
一， 我为什么这么恶 ___________________上
《韩非子》中没有专门章节对人性进行专门论述，但处处闪现关于人性的论述，韩非始终没有对人性进行主观的褒贬，他用一种近乎客观的语气在谈论人性如何如何，人们应该如之何如之何。可见韩非的头脑中并没有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的区别，他只是在就事论事。人性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趣利而避害，既可以是建设者，也可以是破坏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会无偿做好事，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做好事，对君主而言就是“运用之秒，存乎一心”。后人将人性本恶的标签贴在了韩非身上，其实韩非并不关心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只关心什么是有用的。尼采在《超善恶》中要阐述的意思，有两位古人已经模糊的感觉到了，一个是我们的韩非子，另一个是他们的马基雅维利。
那么如我们现代读者所言，韩非为什么这么恶呢？任何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说过哲学这东西就是他妈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临近傍晚的时候才会哇的一声从枝头起飞。当战国这段精彩的乱世快要结束的时候，韩非哇的一声，于是便有了经世骇俗的《韩非子》。与《韩非子》堪称姊妹篇的《君主论》的诞生与《韩非子》有异曲同工之秒。《韩非子》虽然像2002年第一场雪一样来得有那么晚一些，但还是赶上了秦始皇的二路汽车。秦以后，法家的作用没有减小，但地位却下降了，站在法家头上的是老对头儒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法家太务实了，太直接了，太有力了，这些长处反过来也是短处，有些领域是不适合法家的，比如教育、宣传、祭祀、文化等，总而言之一切和国家形象有关的领域都不太适合法家，而在制度、法律、军事、甚至群体心理等方面，法家依然起主导作用。名儒实法几乎成了后世王朝治国的不成文规定，名儒实法的简单表述就是打着儒家的旗帜走法家的道路。虽然有点让人费解，但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试想如果那本启蒙读物《三字经》的开头写着“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贪”，结果会如何？再想两支其他方面几乎相同的军队在战场上相遇，一方受到忠君爱国的训示，另一方有一项很透明，执行也很得力的政策：杀敌一人赏田百亩、进一爵，哪一方的胜算更大？名儒实法的框架之下并不是泾渭分明，两者界限总是模糊不清，而且相互渗透，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重大改革时期，儒家总是希望道德完人完成历史使命，而法家则试图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取得成效。
儒法两家瓜分了官方市场，在民间市场中又有了道家的参与，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是在社会交往及人情事故方面，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很有点打太极的味道。由这些思想形成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既不明晰也不确定，看似不着边际，其实处处存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能将小人捧成明星，也能将英雄拉下马来，我们总是用一生来学习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人性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食肉者都是君子、可是当我们走进社会才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教科书上那般美好，于是乎怀疑产生了，人性是善还是恶？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我们在呼唤公德心和社会良知的时候，正好说明我们现在缺乏公德心和社会良知；当我们在高喊创新的时候，正好说明我们目前创新的还不够。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采访一名罗马人，一定会让他满头雾水。罗马人头脑中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我们看来罗马人本性邪恶、贪婪、好斗。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君子要远庖厨，可是在罗马连最文雅的人都乐意观看角斗士捉对厮杀的血腥场面，（作者按：以后在罗马史中会给大家详细描述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同样，老美没有像咱们那样刻意拔高创新，可是他们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守旧是何物。
人性善恶的问题给我们的头脑带来了不小的混乱，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做而不说、有的人说而不做、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他们要么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要么就是招人喜欢的性情英雄———曹操的那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种反传统的写法，没有善的虚饰，恶的率真可爱。最苦恼的莫过于那些离开儒家书房刚刚走进法家竞技场的青年朋友，被欺骗的感觉是共有的。这里有自己改编的小诗几句献给大家：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生气，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看一看《韩非子》，你就会心明眼亮、茅塞顿开。所以我说儒家的存在是政治的需要或者代表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法家则揭示了更多的客观实在。
二，我为什么这么恶———下
抽象的、形而上的讨论人性的善恶是没有意义的。这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解答，一个人能够证明出人性多么善，另一个人就能证明出人性多么恶。虽然人们对人性善恶存有争论，但对人性可塑确少有质疑。所以相比于《旧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新三字经》开头“人之初 如玉璞 性与情 俱可塑”更贴切，前者的语气先验而独断。人性的可塑性在不同学术大师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
韩非对人性的认识是时代的产物，就像庞勒对群体心理的认识也是时代的产物一样。战国时期，韩非看到了人们毫无顾忌的追求利益才得出人性趋利的结论，并依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富国强兵尊君的理论体系。《韩非子》反映了时代，超出于时代，照亮了后代，这也是任何一部伟大著作的历史定位。如果没有战国，就不会有韩非这样的政治理论家，同样如果没有民国，就不会有鲁迅这样的战斗文艺家。那么战国一定是一个精彩纷呈，独具魅力的时代，不然怎么会产生《韩非子》这朵奇葩？英雄需要土壤，学术同样需要土壤。关于战国，我曾经用一本３５万字的书来描绘，但仍感觉只触及到不及万分之一的精彩。由于篇幅有限，我这里不可能将剩余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补齐，所以只能择其要点而概叙之。
总的来说战国是个大洗牌的时期，言其大是由于不但变换了玩家，连游戏规则都同时发生了改变。原先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系列诸侯国，他们以分封建制为基础，以周礼为最高政治准则。经过时代的洗礼，各诸侯国蚕变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周礼作为老朽的游戏规则在春秋时期或许还有遮羞布的作用，到了战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