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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
在上章我们已经讲到，臣下之所以听命于君主，从表面看是由于君臣的名分，法度的规定，根本上讲是君主的实力对臣下实力形成压倒性优势。实力是君主能够统治臣民的根本所在，君主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自己的实力，不能因慷慨、难为情、不忍心等情绪上的影响而使自己的实力受损。沙丘宫的赵主父由于手中没有实权不但保护不了太儿子的性命，连自己也被饿死；马嵬驿的唐明皇除了威望已经没有多少实力可言，面对激愤的士兵，也至得献出心爱女人的生命；君主的名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当君臣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名分发生变化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条铁律在历史上无数次的显灵，篡权者无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君主必须牢固树立维护自己的实力的意识，不受任何外在，内在因素的影响，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为了维护自身的实力，就要神秘莫测，让人无法捉摸，不给大臣凭借的任何机会。行使赏罚、用人弃人要至大至公，让人感觉不到私心和偏见，须知私心和偏见不但会让人不服气，还给了被臣下揣摩的把柄。要管理宫廷内部，设置负责人但不要与他们亲近，因为亲近就能产生私人感情，近臣便可能利用与君主的私人感情干一些不利于君主的事情。沉浸官场的人都知道，如果有求于大官，不要紧盯则大官，他们身边的司机、秘书也好打点好，这些人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与官员离得近，很容易与官员建立起私人感情，有了私人感情就能旁敲侧击地对官员决策发挥影响力。为了防止近臣干政，君主不能与近臣接触，有此可见，当君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伙计，白天奔忙一整天，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能身边的人开开玩笑说说贴心话，只能够一本正经的行事，以示众人即便你是近臣，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和职责，不存在感情上的交流。对于外部的大臣，君主要因事任人，每件工作只任命一个官员，并且规定要职责，严格防止他们越权操作。君主还要特别注意臣下培养私人势力。理想的状态是，大臣被责权、法度分割在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小格子内，他们只有工作上的来往，没有感情上的交流，他们的力量无法联合，他们的注意力被牢牢的固定在工作上，因为稍不留神，工作出错就会遭受责罚。群臣是团结的，但团结的方式不是情感维系，而是赏罚的驱动，团结的核心的是君主；群臣也是分离的，他们之间只有工作之间的交流，没有私人利益来往；没有私人感情交流；一切围绕工作转。我们今天努力追求的企业管理模式，2000多年前韩非已经精确地描绘出来了。
君强臣若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在纷杂的历史环境下，却非常不易把握，甚至一些英明的君主也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谓不英明，对保证明朝江山的长治久安用心不可谓不深远，执行力度不可谓不强大，然而他在打掉朝内形形色色的潜在反对派后，却忘了自己的实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北方防御游牧民族的皇子却握着超强的实力，形成了外强中弱的格局。朱元璋一死，皇子朱棣起兵发难，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朱允文的统治被终结。安史之乱也是由于唐朝外强内弱实力分布格局造成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格局通常是由君主本人一手出生。这是由于实力的失衡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危难发生之前表面上可能没有任何征兆，所以君主要时刻留意君臣之间的实力对比。自私是君主的美德，君主爱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实力，才能保证政权安稳，百姓无刀兵之苦。
【除党】
理想的权力结构是君主高高在上，下面是一盘散沙的大臣。从物理学能量定理角度讲，这样的结构内耗最少、办事效率最高、也最便于君主操控。但是从大臣的角度讲，处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中最痛苦，他们没有在感情上没有依靠，心理上没有安全感，职责和法度将他们变成了一台惟命是从的做事机器，与包围在四周、无孔不入的君权相比，他们的存在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权力是零和游戏，满意无法共赢，君主最满意的状态却是臣下最痛苦的状态。臣下势必会与君主抗争，君主必然也会压制，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随时随地在进行的战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所谓“君臣之间，一日百战” 。一切对赞美君臣关系的赞美都是表面文章，和平共处是暂时的、偶然的、表面的，勾心斗角永恒不变。即便中国最昌盛的时期，最英明的帝王的朝堂也充斥着君臣之间的勾心斗角，只是程度相对较少。人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中也不乏侯君集的谋反、尉迟恭的居功自傲以及李世民的打压。
臣下与君主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结党。人人都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在压倒性的君权面前，群臣只有结成党派才有出路。结党的方式各有不同，有因利而结；有因学术立场而结；有因地域文化而结；有因血缘关系而结；有因希望而结；有因恐惧而结；但大臣结党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存自己，对抗上面的君权和周围的敌人。什么？还有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笑话！要论开展工作，照章办事才是最好的途径。党派形成的地方就是法度失效的地方，就是君权稀薄的地方。他们会为了同伴的错误相互掩盖，为了同伴的贡献相互吹捧，这都会影响君主的判断，他们会齐心协力谋取非法利益，会联合一致打击异己，其他大臣见他们势力庞大，影响力强会纷纷前来投奔，长此以往，为君主做事的人越来越少，灭亡是必然的结局。我们从后世的历史经验来看，越是衰败的王朝，朋党的势力就越大。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昆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韩非在《孤愤》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所以一个爱护自己权力的君主应该坚决制止群臣中的朋党。那些妄想以朋党制朋党的君主无不以越制越烂而告终，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不是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是农夫家的狗和鹅相搏，无论谁输谁赢，损失的都是自己的。
危害仅次于朋党的是权臣，在《爱臣》篇中，韩非已经深刻得剖析了极端富贵的大臣对君权的威胁，权臣是君主权力结构中的恶性肿瘤，一旦出现权臣威胁君权的苗头就要及时进行治理，绝不因他们曾经的功劳而手下留情。整饬权臣的方式有很多众，第一种如中医看病，讲究内外结合，治标治本。对大臣的财富、权力、资源要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还要早早的选定接班人，杜绝祸起萧墙的可能。第二种如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对高官厚禄之人要加以削减，对官禄微薄之人要予以增加。遥想英霸当年对欧洲大陆也才用这种政策，叫势力均衡，其妙处在于能够消灭大臣中潜在的带头大哥。在没有朋党、没有权臣的朝廷里，君主可高枕而无忧矣。
【唯我】
君主，作为一国之内的最高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排他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概念已经深入到每一位君主和臣民的心中。在不知三权分立、代议制度为何物的中国，一国一君、一君独大被视作当然。君主应视权力为禁脔。女人夺权杀女人，无论他是母亲儿子还是女儿，大臣夺权则杀大臣，无论他是功臣、才子、民族英雄还是老百姓的青天。无论我多么残酷，但我爱自己爱得有理。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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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榷》篇结束。
4．南面——我的朝堂我做主。
古代君主在朝堂议事的时候做北向南，韩非用“南面”代指君主备臣、制臣、治臣之术。君主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才能成为朝堂中真正的主人，否则，空有其权，而终为臣下的意见所摆布而渐至无权。当然了，南面的首要前提是朝堂有人，天天眠花卧柳、颠龙倒凤根本谈不上如何行使南面之术，在《三守》篇中，韩非将亲理朝政列入君主被需坚守的原则之一。
与法度的稳定客观相比，人非常善变和难以把握，因此君主的统治基础应该建立在法度之上，而不是一些个人身上。人一个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的变量，所以需要加以防备，防备的意识本来没有错，错的是采取的方式是用人来备人，更其错误的方式是用相对不信任的人来防备相对信任的人，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以人备人只能越备越难备。人从来都不曾客观，涉及到自身利益，没有几个人能坚守立场。欲望、情绪、潜意识这些因素经常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背人之人客观公正，所背之人全力以赴的现象少之又少。背人之人与所背之人要么结成统一阵线共同蒙骗君主，要么相互较劲，将有限的精力由于无限的内耗之上，而不是做事。。“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
人不可靠，那么什么可靠？当然是法了，法公正严明，客观稳定，伤人但不伤心，打击面广而不惹众怒。君主应该旗帜鲜明的高举法的大旗以约束臣下。臣下势力的恶性膨胀都是采取非法扩张的手段，智慧、才敢、美好的名称，高尚的道德，都可以作为违法法律的凭借。这些迷人的品质违反法律时，君主依然要力挺法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西瓜舍弃芝麻是明智的选择。
臣下蒙蔽君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诱于事 ；另一种是壅于言；
臣下为了立功；好让君主批准自己的方案，故意将复杂的事情说的简单，代价少。君主受到诱惑不加考察，便授权与臣下，这叫诱于事。臣下先前是欺骗了君主才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