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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纪(晋)袁宏-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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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至河内,太守韩歆谋将城守。〔脩〕(备)武人卫文多奇计,〔一〕冯异素知之。异言于王,使卫文说歆令降。岑彭亦劝歆,遂从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二〕,将斩之。彭在城内,使人召彭。初,彭赖伯升获免,因以兵属。伯升被害,更为朱鲔校尉。后为颖川太守,将之官,道不通,乃将麾下数百人,从邑人韩歆于河内。彭见王曰:“赤眉入关,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窃闻大王开拓河北,此诚皇天佑汉,士民之福也。彭赖司徒公得全济〔三〕,今复遇大王,诚愿出身自效,以报恩施。”王深纳之。因言歆南阳人,〔四〕可以为用。乃赦之。 

〔一〕 两汉志无备武县,地理志河内郡有脩武县,“脩”,“备”形近而讹。 

〔二〕 李贤曰:“中军将最尊,自执旗鼓。若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并设鼓,戮人必于其下。” 

〔三〕 司徒公,伯升也。更始初立,以伯升为司徒。 

〔四〕 范书岑彭传作“南阳大人” ,注曰:“大人谓大家豪右。”袁纪恐脱“大”字。 

  于是以冯异为孟津将军,寇恂为河内太守。王谓恂曰:“河内富实,带河为固,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吾将因是以济。高祖留萧何守关中,吾〔今〕(令)委卿以河内〔一〕。”恂乃伐汉园竹以为兵矢,收其租赋以给军粮,养马二千匹以供军用。 

〔一〕 据范书寇恂传改。 

  刘隆字元伯,王之宗人〔一〕。更始初,为偏将军,预于昆阳之战。更始入关,请迎妻子,至洛阳。闻王在河北,隆单身归王,王以为骑都尉,使与冯异守洛阳。李轶闻隆归王,乃尽杀隆妻子。 

〔一〕 隆:南阳安众侯宗室也。 

  河北既定,遣吴汉、岑彭击谢躬。〔躬〕时拒五校于隆虑〔一〕,令大将军刘庆守邺城。汉说魏郡太守陈康曰:“上智处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为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败乱,四方云扰,刘公所向辄平之,公所见也。谢尚书不量力,内与萧王违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据孤危之城,坚守自安,以待灭亡。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于是陈康乃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军。躬闻汉等至,将轻骑归,不知汉已得其城,与数百骑夜至邺。时汉在城外,彭在城中,开门内躬,胁将诣传斩之〔二〕。 

〔一〕 陈璞曰:“时上尚脱‘躬’ 字。”据以补。 

〔二〕 传,传舍,客馆也。 

  初,更始遣躬将马武等六将军,与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与世祖复俱(共)在邯郸中,〔分〕(不)居城内〔一〕。躬所领诸将多放纵,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数与王违戾,常欲袭之,以为兵彊故止。然躬勤于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结,决词讼,王常称之曰:“谢尚书,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尝诫之曰:“终为刘公所制焉!” 

〔一〕 据范书吴汉传改。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少时避怨绿林中,起随击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观引之。邯郸既平,王登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主之,何如?”武让不敢当,然归心于王。武既降,置之帐下,每飨诸将,武斟酌于前,自以新属也,甚卑恭,不敢与南阳时等,王善之。 

  冬十二月,赤眉西入关,更始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刘均据河东〔一〕,丞相李松、大司马朱鲔据弘农拒之。王度长安必危,方忧山东,关西未有所属,乃以邓禹为前将军,中分军西入关。以韩歆为军帅〔二〕,李文、程宪〔三〕、李春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大将军〔四〕,邓寻为建武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五〕,戎士二万,王送邓禹于野王。 

〔一〕 范书邓禹传作“抗威将军刘均”。诸书均无刘均封王之记载,袁纪恐误。 

〔二〕 “军帅”当作“军师”。 

〔三〕 范书邓禹传作“程虑”。 

〔四〕 范书邓禹传宗歆作“车骑将军”。邓禹为前将军,宗歆为偏裨,不当有大将军名号,袁纪误。 

〔五〕 将军二字据范书补。 

  王反而猎于道,见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举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 
苟有备,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谬也!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其备非不深也,武王即纣而杀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重备,岂能有守乎? ”王不自得,顾谓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乃不辞而俱去。 
  
  
  

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三  袁宏
建武元年(乙酉、二五)
  春正月,邓禹攻安邑。 
  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兵十余万,共击禹。禹与战不利,骁骑将军樊崇临阵死。会日暮,兵疲,韩歆及诸将见战败而敌盛,皆谏禹,欲夜去,禹不听。明且癸〔亥〕(丑),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一〕,禹得益治兵。敕军中曰:“匡等虽出,无妄动,令至营下乃击。 ”匡等悉至,禹鼓而并进,大破之,斩刘均、河东太守杨宝,遂定河东。禹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太守,悉更置令镇抚之。 

〔一〕 钮永建曰:“邓禹传‘癸丑 ’作‘癸亥’。按六甲穷日者,谓六十甲子之尽日也。十干始甲而终癸,十二支始子而终亥,范书是,纪文写误。”据以改。又按是年正月庚午朔,无癸丑日,亦无癸亥日,袁纪置此役于三月前似系二月事。然范书光武帝纪作六月事恐当以范书为是。 

  王击铜马于元氏〔一〕,使耿弇、吴汉将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二〕,汉兵乘胜薄之,贼皆殊〔死〕战〔三〕,汉军大坏。王亲挥刃以御贼,未交锋,耿弇射之,贼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马下。值突骑王丰,丰以马授王,王抚丰肩曰:“几为贼所突。”马武在后,战甚用力,故贼不得进。军士奔散者先保范阳,或言“ 
王已没矣”,军中恐惧,不知所为。吴汉曰:“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有顷,王至,众乃复振。夜,贼引去,(王)退入渔阳〔四〕,破之。吴汉别追至右北平,斩首三千余级〔五〕。 

〔一〕 钮永建曰:“按铜马已于前一年破灭,余众十余万悉降,无复遗类,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此云击铜马,不可解。光武纪及耿弇、吴汉、马武等传皆云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不云击铜马,疑纪文有误。”按:河北诸义军,铜马最强,他军多以铜马之命是从。时铜马虽败没,余部尚存,并与五幡、尤来、大枪诸军合兵并进。范书吴汉传载,建武二年,汉破铜马、五幡于新安,即可为证。又水经注亦曰:“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可见袁纪乃按当时习惯,以铜马统称诸义军。钮说失考。 

〔二〕 范书耿弇传亦作“慎水”,但光武纪作“顺水”。李贤曰:“郦元水经注云:‘徐水经北平县故城北,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即徐水之别名也。’在今易州。本或作‘慎’者,误也。”李说是。“郦元”即郦道元。 

〔三〕 据范书及陈璞校记补。 

〔四〕 范书光武纪曰:“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渔阳。”则退入渔阳者非王明矣。袁纪作“王退”云云,与其上下文义亦不合。“王”系衍文,故删。 

〔五〕 范书耿弇传曰:“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佑、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镡、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与此异。 

  更始遣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将三十万众,助李轶守洛阳。冯异与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一〕。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叛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忧万民,睹存亡之符效,见废兴之必然,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今长安坏乱,赤眉在郊,王侯构难,大臣分离,朝无纪纲,而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此刘氏之忧也。故萧王跋涉霜雪,躬当矢石,经营河北。英俊云集,百姓归往,豳岐见慕〔二〕,不足为喻。今马子张皆复亲幸爵位如此,谢躬达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诚能觉悟,亟断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矣。”初,轶谮害伯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开纳之。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约结死生,邂逅中道别离。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三〕。唯有深达萧王,冀得进愚策,以得佐国安人。” 异奏轶书,王报异曰:“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众以轶拥大众,据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轶书既布,朱鲔得其书,使人杀轶,雒阳大众乖离,多出降者。 

〔一〕 沈钦韩曰:“大戴礼保傅篇:‘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二〕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三〕 易系辞之语。 

  萧王之北,朱鲔使苏茂将三万人,渡河袭温,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寇恂乃发属县兵,令与恂会温。军吏皆谏曰:“洛阳兵渡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兵毕至,乃可击之。”恂曰:“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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