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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揆一公开声称：“尖阁群岛（日本称钓鱼列岛为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它位于中国台湾省东北大约 92 海里，距日本琉球群岛约 73 海里，但相隔一条深 1000 至 2000 米的海沟，该海沟成为中国和琉球群岛之间的天然分界线。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 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组成，总面积约 6。344平方公里。
别小看这 6。344平方公里的小岛，按照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 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 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如果日本侵占钓鱼岛的阴谋得逞，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丢失 74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面积的总和，比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山西六个省的总面积还要大，是台湾省面积的20倍。因此，丢失钓鱼岛对中国来说将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可达３０－７０亿吨，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量达１５万吨，有人曾经断定，钓鱼岛附近水域的石油资源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这种诱人的憧憬，足以令人为之冒险。
促使日本侵占钓鱼岛还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从军事上看，钓鱼列岛有著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该列岛可以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可以在岛上设立其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及对空导弹，很容易可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 400公里到 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我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对方及时掌握。
日本占领钓鱼岛可以使其势力范围向西南方延伸，并可对台湾海峡附近海域的主要航道实行军事监控。这样，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端的一点。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自古以来钓鱼岛海域即为中国渔民的主要渔场和避风港。每年渔季，由中国台湾省的基隆、宜兰等地和福建省前往作业的渔船有三千多艘。渔民在赤尾屿上还建有土寮。一些渔民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岛上居住。在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叫琉球，隋炀帝曾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 14 世纪，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邦属国。
1372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钓鱼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鱼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岛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断过，这些在明嘉庆 11 年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明朝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1654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大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由于此时清王朝腐败无能，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就不了了之，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大清国的台湾管辖。光绪 19 年（1893）10月，慈禧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给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凭《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和澎湖列岛。1945年日本向中、美、英、法等盟国投降，声明无条件地废除两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随即废除。按照此约，台湾和它所属各个群岛包括钓鱼岛，全部回归中国。
1943年 12 月 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规定“把像满洲、台湾及澎湖列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国。”1945年 7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8 月 8日苏联参加）。其中第八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之诸小岛之内。”同年 8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战后美国为实现其遏制战略，将钓鱼岛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1971年 6月，美国又将钓鱼岛随同冲绳一起“归还”给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从 1971 年元月起，首先是美国华人留学生集合 2500多人，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保钓示威，迅速波及全球各地华人和台湾、香港、大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华人“保钓运动”。这迫使美国不敢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而只是说交给日本“管辖权”。
美国把钓鱼岛作为日本领土交给日本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华侨以及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第一次“保钓运动”，便由在美华人以及留学生发起了。当时中国大陆并没有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没有留美学生，加上大陆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外完全封闭的中国大陆青年学生根本不知道有“保钓运动”这样一回事。
马英九他们到达美国时，正是美国的保钓运动兴起之时，各地留学生积极参与这次运动，并且希望将这一运动扩大到全球华人之中。台湾来的这批年轻大学生，自然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马英九也因此得知钓鱼岛主权有可能被日本占有这件事。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参与并且了解美国这场运动的情况，然后将这场运动带回了台湾。
马英九回到台湾时，得知台湾的高校，也正兴起保钓运动，台湾高校以台大为主力，正在筹备组织“6。17保钓大游行”。刚刚回到台湾的“亚太地区学生领袖访美团”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马英九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参与了部分的组织工作，也因此脱颖而出，为他后来迅速成为台大学生代联会秘书长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台湾正实施戒严，严酷的“戒严法”对于任何游行集会都是禁绝的，在这种大背景下组织的“6。17大游行”，显然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这股政治势力的总后台，便是蒋介石父子。
1971年，正是美中关系松动，日本和中国建交的前夕，为了达成这一大目标，中国政府不可能就某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影响到建交大业，所以，在建交谈判中，将钓鱼岛问题保留下来，而在国际范围内保钓运动兴起时，也不曾将这一消息在国内透露。蒋介石则不同，一旦美中日中建交，世界上将会有一大批西方国家会随着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而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和台湾断交，使得蒋介石集团的外交空间受到巨大打击。对此，蒋介石是极其不满的，所以，便借助保钓运动，将这种不满发泄出来。
蒋经国利用台湾学生发起保钓运动的主要阵地，是当时的一本学术性杂志《大学》。《大学》创刊于 1968 年 1月，总编辑是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杨国枢。杂志创刊之初，主要刊发一些学术类稿件，由于主办者和撰稿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各大学教职人员以及学生之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蒋经国决定发起民间保钓运动的时候，自然看中了这本杂志，便在暗中指使他所掌握的那些骨干，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与保钓有关的政论性文章，从而彻底改变了这本杂志的办刊宗旨。
马英九不但是“保钓”的行动派，而且更是“保钓”的理论研究者。实际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就是台湾地区首部研究钓鱼台问题的学朮论着。马英九返台并在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教书时，又在这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再对钓鱼台问题深入研究，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以中文写成《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九六年十月间，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再次掀起“保卫钓鱼台”高潮，正中书局趁热再版了马英九的这本力著。
马英九的这本力著，共分“钓鱼台列屿的自然环境与石油蕴藏”、“钓鱼台列屿在中国东海划界主张中的地位”、“就国际法〔新海洋法〕泛论岛屿在海床划界中的效力”、“从国际法〔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在东海海床划界中的地位”等四章，并附有一篇题为“一九八五年利〔比亚〕马〔尔他〕大陆礁层案对钓鱼台列屿划界效力的意义”的“补述”。
这本书引述了大量的国际司法判例及国际条约，指证了钓鱼台是中国领土的法理依据。著名国际法学专家丘宏达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近十年来，国际法在国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