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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法，那时，他已经30岁。
不久，他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那么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很真诚地问自己的父亲：“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误后代，家长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番气力，他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看到他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做父亲的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做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本的参考书。儿子洋洋得意地读父亲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种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小家伙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评语：“我布置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他儿子回答：“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震惊。”儿子接着问父亲：“是不是？”面对儿子的提问，家长竟无言以对。
他觉得这孩子怎么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做的孩子还有不敢断言的事情吗？
儿子六年级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这位家长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分明是竞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这位家长也能够平心静气地寻思其中的道理了。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去寻找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这位家长不禁想起了他自己当年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能通过考试去奔光明的前程呢？
由此可见，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很难有新的创造。
这位家长的儿子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象资料了。有一天，儿子和他父亲二人为狮子和豹子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儿子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象带。做父亲的十分高兴地发现，他的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这位家长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他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却想方设法地把孩子们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老是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这位家长问儿子的犹太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件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这位家长听了老师的一番讲解，不禁想起了一个好朋友的故事。这位好朋友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 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项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这位家长琢磨，这个朋友所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惘然。
最令这位家长惊奇是还是犹太学校的“公民教育”课，他们不仅用《塔木德》来强化孩子们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精神，更用“犹太苦难史”来唤醒他们的民族精神，而这一切又都不是政治说教式的“思品课”。此外，从小学就开始的公民教育课中，他们最强化的就是法制教育。当然，他们的教育非常生动，一般是孩子们的身边琐事开始的。比如，遭遇歹徒抢劫怎么报警，未成年的小孩有哪些权利，遭到家长打骂虐待怎样起诉等，使孩子们从小就有良好的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他们还广泛参加“第二课堂”，如参加公审，旁听法庭辩论等，使所有的观念都融化在血液中。
还是一位中国留美学生讲的故事：
在中国，做家长的在气急败坏、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孩子两巴掌是常有的事。
但在美国，家长对用“打”的方式管教孩子是要格外注意的，弄不好会以“虐待儿童”的罪名被送上法庭。“遇到挨打，马上报告警察”，这是任何一所幼儿园和小学教给孩子们对付家长的“法宝”。每当有些家长把手扬起来时，孩子们往往都会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当家长的就不得不把手轻轻地放下。偶尔有“不信邪”的家长碰上了“说话算数”的孩子，便惹了麻烦。我的一位朋友盛怒之下打了他年仅7 岁的儿子两巴掌，他儿子拿起电话就按了“911 ”，警察局发现报警的人没有开口，以为发生了凶杀案，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赶到他家。
警察们如临大敌，一个警察躲在警车后面，用长枪对准了窗口，另一个警察用枪对准了楼梯，两个警察带着手枪一左一右地摸到门旁。他们被请进五后，才发现虚惊一场。无论我的朋友和妻子怎么对警察解释都无济于事，非要把他带走不可。
他阻止孩子报警是错上加错。我们几位邻居也被叫去作证，证明他确实是初犯，警察征求孩子的意见，孩子希望爸爸留在家里。警察要求他当着众人公开向孩子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打孩子。我的朋友只能照办，警察这才终于“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这种事让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美国却司空见惯。正说明了中国人公民意识的严重淡薄。
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逐渐深化，开设具有现代精神的“公民教育课”势在必行。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的毕生愿望，就是编一套12册的中小学公民教材，希望这不只是一个梦想。
第七十二课爱因斯坦如是说
犹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大科学家，更是一位大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世界公民”，其思想中不仅有深刻的哲理和逻辑，更具有超凡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我们通过其只言片语，能感悟其思想的力量：
我所做的仅仅是这一点：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近年来这样的事例确是愈来愈多了，但那肯定不是我的过错。
——《人权》，《爱因斯坦文集》第三集第321 卷
在我看来，个人崇拜总是没有道理的。固然，大自然在她的儿女中间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她的赐物；但是，多谢上帝，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正常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要在这些人中间挑出几个，加以无止境的赞颂，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具有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低趣味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的命运，把公众对我的能力和成就的估计同实际情况作个对照，简直怪诞得可笑。意识到这种离奇的情况，就会无法容忍，但有一点去却也令人感到欣慰：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这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的迹象。这证明，大多数人是把知识和正义看得比财产和权力更高。
——《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1页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
——《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43页
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43页
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