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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河北大世家来说，他们在关陇人的遏制和打击下，原有的利益正在急骤削减，河北权贵集团在这一地域的整体利益正在急骤减少。整体利益减少了，肥肉严重缩水了，但大世家仍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原有利益，为此他们就去侵占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损失越来越大，于是就把这一损失转嫁给了普通平民。于是从官府到豪望，都加大了对平民百姓的剥削，最终矛盾激化。天灾来临，平民变成灾民，灾民再变成饥民，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损失也就无从弥补了，愤怒之下，他们就带着饥民造反了。
他们第一个要造反的对象是官府，其次是“压榨”他们的大世家，但因为地域利益的存在，因为要面对强大的帝国政权的镇压，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大世家，而大世家则拿他们做“博弈”的工具，与帝国政权进行殊死较量，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
换句话说，大世家的利益得失与帝国利益的大小有关，很多时候必须兼顾帝国利益，不能让帝国衰退，更不能让帝国倒塌，而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的利益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是可以拿来牺牲的。
大世家与三四流郡望、不入流豪强的利益诉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必然产生剧烈冲突。现在河北的形势就处在大爆发的边缘，大世家与三四流郡望、不入流豪强之间的冲突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游元和崔逊是不是坚决支持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用暴力手段对抗帝国？显然不是，禁军在白桥痛下杀手，而游元和崔逊在事前都没有阻止，在事后更没有为他们讨回公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错，河北叛军围杀平原郡守和攻打平原治府安德城，的确是为了胁迫游元和崔逊支持他们，支持他们阻断永济渠水道，让皇帝的东征失败，给帝国以重创。而要阻断永济渠水道，首先就要击败关陇人，把所有在河北的关陇贵族官僚和他们所统率的武装统统摧毁，而伽蓝和他的禁军龙卫统就是首要目标。但这显然逾越了大世家的底线，损害了大世家的利益，游元和崔逊不可能接受。
禁军在白桥痛下杀手，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游元和崔逊对河北三四流郡望和不入流豪强试图以武力胁迫他们的一种“反击”，一种警告？
帝国驿站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大运河。当一匹匹驿站快马把最新消息，在最短时间内传递到沿河郡县的官府、郡望和豪强的手中之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接受游元的策略，遵从游元的命令，维护大世家的权威，将很快得到答案。
答案是残酷的，给了游元和崔逊狠狠一击。
巡察使团从东光到长河是两天，然后又在长河等待了两天，但陆陆续续只来了不到两百人，而且全部来自信都郡。也就是说，当白桥一事传开后，沿河郡县尤其是叛军最活跃的渤海、平原和清河三郡根本无人响应游元。
游元一直没有露面。他倒不是怨恨伽蓝在白桥杀人，陷他于不义，而是在山东各地的叛乱延续两年多的时间后，在帝国第一次东征大败后，在皇帝和帝国中央的权威受到严重打击后，局势变了，世家权贵的想法变了，甚至就连那些叛贼的想法都变了。
自今上继位，他就在中央任职，从尚书台到御史台，至今已有九年了，期间曾数次回河北，尤其东征开始后，他回河北的次数更多。这里有很多人都是他的门生故旧，有很多世家豪望与其都有亲密的关系，河北就是他的根基之地，然而，突然间，他觉得陌生了，以至于他开始怀疑到底是自己变了还是河北人变了，抑或，是这个世道变了。
游元失望、沮丧、愤怒，更有一股深深的伤痛。
长河距离安德城只有八十里，距离大柳集更近，只有六十里，假如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一天之内就能杀到安德城下，就能救出平原郡守，然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
难道，自己除了向他们妥协外，再无选择？
龙卫统有三百精骑，自己从各地召来的“别军”有八百人，满打满算有一千两百人，也有一府之军了，可以去打一打，但问题是，这些“别军”都是地方豪望的乡团、宗团，都是保护自己城堡庄园的私兵、壮勇和仆役，让他们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攻打叛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试想一下，假如他们都战死了，那谁去保护他们的家园和亲人？所以这些人你让他们跟在后面摇旗呐喊行，让他们去浴血奋战是万万不行，他们逃跑的速度绝对匪夷所思。
当真指望伽蓝带着三百精骑去击败数千甚至数万叛军？那纯粹是自寻死路。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向他们妥协了，反正还有杨玄感叛乱一事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至于伽蓝和他的龙卫统，只有做牺牲品了。
崔逊赶到北岸龙卫统大营，代表游元，请伽蓝上船议事。
伽蓝去了。游元一如既往的冷肃，绝口不提白桥一事，主动询问救援事宜。伽蓝不谈救援计策，而是向游元要人，要“别军”的指挥权。
游元略加考虑便答应了，说只待龙卫统横渡白沟，扎营南岸，便让各地豪望到营内拜见伽蓝，遵从伽蓝的命令。
伽蓝当然不会信以为真。游元手上就这么点武力，假如把这点武力都给了伽蓝，岂不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伽蓝？再说伽蓝假如是“败家子”，把他这点“家底”败光了，他哭到找不到地方，以后在河北哪里还有半点威望？
伽蓝没有心思把精力放在与游元的争斗上，他只要指挥权，别军还是游元的别军，实际上他也根本不想控制这支乌合之众。西北人和河北人的仇怨已经结下了，控制这支别军等于给自己背上一个大隐患，他还没有愚蠢到如此地步。
伽蓝直言不讳，在军事上，你必须听我的，如果互相算计，互相掣肘，这一仗必败无疑。既然必败无疑，那这一仗还打什么？平原人的死活与我何干？还不如胁迫着巡察使团飞奔黎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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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黄昏时分，龙卫统全部渡河抵达南岸。
西北人没有扎营，而是做好了连夜急行军的准备。游元和崔逊疑惑不定，派人询问，伽蓝以机密为由，不予回答。
入暮之后，炊烟袅袅，西北人围坐篝火四周，简单吃了些东西，便一个个倒头睡下。
地方豪望遵照游元的命令，纷纷过来拜见伽蓝。伽蓝不卑不亢，不热情也不冷淡，但每见到一人，都仔细询问河北叛军的具体情况和有关高鸡泊、豆子岗及其相邻地区的地理形势。
最后来拜见伽蓝的是对父子，从信都郡赶来，也是黄昏前才渡河，先是拜见了游元和崔逊，然后到龙卫统的营地拜见伽蓝。
年近五十的长者身材健硕，谦和中透出一股果敢之气，自称苏邕（yong）。
年轻人高大英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气质骁悍而刚毅，自称苏烈。
父子两人来自信都郡的武邑县。信都郡位于河北中心地带，境内有漳水流过，田地肥腴，百姓富足。这两年运气好，先是侥幸逃过了水灾，而旱灾也没有形成灭顶之祸，但正因为家有余粮，人口充足，局势稳定，帝国东征所需的徭役人丁就从信都郡大量征发，而南面的高鸡泊贼寇，西面的太行山盗贼，则屡屡越境而来，烧杀掳掠，结果人祸大于天灾，信都郡终于支撑不住，迅速衰败，民不聊生。
苏氏在武邑一带属于不入流的地方豪强，家中有大量田地，有庄园作坊，富甲一方，理所当然成为官府和盗贼上下“夹击”的对象。苏氏为了生存，联合附近一带的郡望、豪强组建了一支乡团武装，人数多达数千人。当然，能打仗的不多，毕竟大多数青壮都给征发到辽东战场上去了。
这一次苏氏父子带了一百壮勇赶来为游元助阵，是最后一个赶到长河但实力却是最强的地方豪强。
或许是因为苏氏父子地位不高，态度谦恭，也或许是苏氏父子尚不了解伽蓝的底细，双方的交谈比较愉快，父子两人对伽蓝的询问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伽蓝和一群西北人对河北的了解更加深入了。
苏烈与伽蓝年纪相仿，钦佩伽蓝小小年纪就从军征战西陲，羡慕他年纪轻轻就官拜校尉，而伽蓝也喜欢他的豪爽刚直，彼此间在言辞上不知不觉亲近了不少。苏烈毕竟是年少轻狂的年纪，在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先是抱怨关陇籍的官僚借助官府之力欺压地方豪强，接着难以抑制郁积于胸的怨气，破口大骂，指责官府的某些做法比烧杀掳掠的盗贼还无耻。
苏邕急忙阻止儿子，“定方，不要乱说话。”
苏烈不听，言辞更是激烈犀利，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世上所有恶人都杀了，撕碎了。
“定方……”苏邕连声叫喊，连使眼色，示意他不要意气用事，无端惹来祸事。
伽蓝蓦然意识到“定方”是苏烈的字，苏烈又叫苏定方。苏定方，原来他就是苏定方。
“伯父，让他说。”
伽蓝笑着摇摇手，示意苏邕不要担心。
苏邕愣住了，伽蓝这声突如其来的尊称让他十分吃惊。一个从五品的朝散大夫、禁军越骑校尉，竟然在这种场合下尊称其为“伯父”，这实在令人吃惊，双方之间才认识不足半个时辰，私人关系尚不足以亲密到如此地步吧？是不是此子对苏氏有什么图谋？
傅端毅和薛德音都听到了，也齐齐惊讶地望向了伽蓝，不明白他为何突然刻意拉拢苏氏父子。
苏定方也意识到不对了，脸上怒气迅速散去，目露警惕之色。伽蓝是陌生人，是西北人，是关陇人，一个关陇人刻意亲近一个河北人，能有什么好事？
“定方，可想立功？”伽蓝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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