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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①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②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高。孙犁被洪水冲倒，碰着一根耸立着的拴马木桩，他到底是一个男子汉，说时迟，那时快，立即抛掉衣物，猴子般攀登了上去。这时洪水冲击木桩，并挟有梁木、车辕冲过，他怕冲倒木桩，及时用脚、腿把这些什物拨开，致使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此处距延河不到百米，难保不顺流而下、直达黄河了（延河是黄河中游的一个支流）。
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