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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里来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和哪里来那么多拖泥带水的动作。一伙男女挤在一起，念的是台词，走的是台步，一看就知道他们在那里演戏。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提防他们哭，该一伙男女，演着演着，呜呜呜呜，就是一阵。任何一部电影和任何一场话剧，半小时的剧也好，一小时的剧也好，如是没有三场小哭加一场大哭，我就当场掏一块钱给你，算我输啦。一个感冒患者鼻孔一痒，就是一个喷嚏；中国片和中国话剧，也有这种一痒，不过不是鼻孔一痒，而是心里一痒，只要心里那么一痒，就是一场掩面号啕。我老人家真想建议即将开张的文化局，最好组织一个巡逻队，到各戏院巡逻，看谁在台上瞎哭，就揪下来一顿嘴巴。
除了哭，还有笑，笑也是绝症。尤其是表演得意的节目时，就好像吃了笑豆，除了京戏式的“呵呵呵呵”之外，别无他技。我老人家每次看到演员老爷这种努力大笑（也有“嘿嘿嘿嘿”京戏式冷笑的焉，其教人背皮发紧则一也），就不禁想起亲爱的阿花先生——阿花先生乃柏府养的尊狗。盖狗先生对任何刺激，反应都只有一种：汪汪汪汪。中国电影和中国话剧上得意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