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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班”更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神话，“第五代”作为一个庞大的艺术群体从这里诞生。
朱辛庄，“第五代”诞生的地方
被逐出城区的校舍——朱辛庄
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到1970年，校址是现在海淀区小西天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集团所在地，1970年迁至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1969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全校师生下放到城郊各县务农和教学。1970年，江青想办一座延安鲁艺那样的艺术大学，决定将音乐、戏曲、舞蹈、电影的教学都集中起来，名称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于是，4所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迁址，来到这片农田环绕的校舍。
不久后，朱辛庄就只留下北京电影学院一家，直到1985年才迁至现校址。或许当初没有人想到荒凉的朱辛庄竟成为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仿佛绝处逢生的惊喜。老师们的宿舍在小西天，一到晚上老师们都回城了，朱辛庄就成了学生们的天下。或许正是因为被逐出城区的朱辛庄自成一体，保持着与城市的距离，一群特殊的叛逆者才在这里骄傲地孕育。
破格录取特殊人才张艺谋
1978年5月，电影学院在全国设立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而西安考区是电影学院丰收而归的一个重点考区。就在西安考区招生工作已近尾声的时候，摄影系的几位老师接待一个沉默寡言的28岁超龄考生——张艺谋，他比国家规定的考试年龄超过５岁。当时参与摄影系招生、也是摄影系“78班”的主任教员郑国恩曾回忆道：“他拿来自己好多作品给摄影系的教员看，我们看出他的专业水平确实是很高的，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为了拍照片、买相机还曾经卖过血。”教师中也分为两派，一派强烈希望破格准考，另一派坚持说制度不能随便改。
招生工作结束，录取通知书已发，当时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两个指示：建议扩招和希望破格录取超龄的特殊摄影人才张艺谋。于是原定的120名考生扩大到150名。与张艺谋同时进入摄影系的还有顾长卫、侯咏、吕乐、张会军、赵非、王小列等，而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优秀人才，美术系则有何群、冯小宁、霍建起、尹力等等，他们后来都大有作为。黄式宪先生认为：“正是废除了‘文革’时的‘推荐入学制’，重新恢复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使得十年左右积压下来的优秀学生聚在了一起，他们和灾难一同成长，有极为丰富的阅历和十足丰沛的感情。其实那时真正尝试了现在所呼吁的‘素质教育’，也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奇迹。”
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
陈凯歌后来接受日本导演大岛渚的采访时曾说：“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78班”成功的因素很重要的一点应当是机遇好。电影学院的老师们也刚从干校回来，对于重新教学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苏联电影到好莱坞电影，再到欧洲艺术电影，直到现在又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好莱坞电影，其实是学生与老师共同摸索出来的。
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电影接踵而来，为了更多更早看到新片子，美术系和摄影系创作小组巧手绘制的电影票使得不少“内参片”成为“第五代”汲取的营养之源。每个人都有读片笔记，田壮壮看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11遍；张艺谋当时喜欢特吕弗的《四百下》和费穆的《小城之春》；李少红看过《罗生门》后思考了很久；陈凯歌对于《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情有独钟；侯咏认为30年代吴永刚的《神女》无与伦比；顾长卫喜欢《天堂的日子》、《恋人曲》的恢宏、神秘、灵气光的处理。无论怎样，跟中国以往的电影有所区别，变革电影语言成为这些人心里“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凯歌语）。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出现在银幕上，小人物进入大时代的漩涡当中，由李文化导演、李仁堂和谢芳主演、北影厂1979年摄制的《泪痕》讲述一个平反冤假错案和扫清“四人帮”余孽的故事。该片获得恢复后的第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在70年代末的电影创作中，“天安门事件”作为“文革”后期的重要事件常用作是影片的大背景，作为一种源自民间自发的力量，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电影上，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1979年由滕文骥编剧，并与吴天明共同执导的这部反映“四五”运动的影片《生活的颤音》。
“伤痕电影”反思“文革”
1979年《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
“文革”结束后，电影界重新开始在“文化荒原”上建设。“文革”留给人们心灵上深重的、难以根除的伤痕，这在文学界直接表现为“伤痕文学”的出现。随着“人啊，人！”的呼喊声，人性的觉醒与人性的讨论开始“浮出海面”，中国似乎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感伤、迷茫与叹息交织的氛围中。
电影复兴之初，“伤痕电影”便以普通人的视角演绎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提醒人们记住伤痛与血泪，记住政治浩劫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无法抹去的烙印，而这一系列“伤痕电影”的出现也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书写下独特而意味深长的一笔。
累累“伤痕”化为力量的源泉
1979年，无论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年头，对于电影史来讲同样如是。各大制片厂共生产故事片65部，出现了不少优秀影片。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少影片带有很大程度的实验性，正是他们的努力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少年轻导演也纷纷冒头，他们的大胆尝试为“中国新电影”运动拉开了序幕。
杨延晋与滕文骥的巧合碰撞
1979年有两部“伤痕电影”特别引人注目，一部是上影厂出品，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的《苦恼人的笑》，另一部是西影厂出品，滕文骥、吴天明导演的《生活的颤音》。两部影片同获当年文化部授予的优秀影片奖，这对于几位“而立之年”的导演来讲是很大程度的肯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南一北”的导演类似的背景或许是不约而同崛起的起点。
滕文骥1944年出生于北京，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音乐，从小的理想就是献身艺术。由于当年音乐学院并不招生，他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校不到两年“文革”开始，学校被迫停课，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场记、助理导演。杨延晋出生于1945年，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进入上影厂，改学导演。两人在同一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并在导演手段上做了大胆尝试。
“伤痕”后的辉煌
二位导演的处女作均获得广泛赞誉后，在80年代达到自己事业的最巅峰。如同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反思之后，“人”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累累伤痕是负担，但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
西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比起老牌的上影、北影和长影厂来说是非常年轻的，从1956年成立到“文革”结束并未有太大的发展，也没有拍摄出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影片。正是1979年由滕文骥、吴天明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广受赞誉而从此拉开西影厂阔步前进的序幕，此后《西安事变》、《人生》、《老井》、《红高粱》、《黑炮事件》、《盗马贼》、《孩子王》等一大批优秀影片出生于西影，并在各种国际电影节抱奖而归。而滕文骥导演也在80年代拍出了《棋王》、《都市里的村庄》等优秀影片，并从《生活的颤音》开始，以《黄河谣》、《春天的狂想》等延续音乐片的尝试。
杨延晋导演则在执导《苦恼人的笑》一展才华之后，于1981年拍摄出一部更显功力和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小街》，这部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大，更有学者称该片在电影叙事上的革新行为，堪与稍后出现的《黄土地》媲美。1985年他执导了《夜半歌声》后又有《T省的八四、八五年》、《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少女与小偷》等片，并投拍了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后与台湾著名女作家玄小佛结为伉俪。
“悲剧皇后”潘虹初上银幕
潘虹，23岁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在日本东京电影节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宠儿。潘虹在内地享有“悲剧皇后”的美称。1973年，潘虹以自己朴实无华的表演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许，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是由于潘虹耐人寻味的眼睛，被导演杨延晋选中做了电影《苦恼人的笑》的女主角——一位在讲真话还是说谎中徘徊的女性，并一举成名。这也是潘虹拍的第一部电影。
潘虹曾在发表的日记中回忆道：“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现在摆出来的照片中只有一张是留着长发的。那是我做女孩子时拍的，那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两三年，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又不断编织着梦想的年龄。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明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在该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年轻过，从我毕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开始，就开始演妇女，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回头去想，这种感觉也好也不好，可我确确实实是从那样的时候走过来的，时至今日，多少还带点那时的印记。我留着它，就是想提醒自己，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在中国的现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
报晓电影春天的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