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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1916—1986年）
原名陶秉钧，生于苏州，4岁迁居北京。抗战期间，参加救亡演出队，并加入“中制”，开始引起影坛的注意。但是陶金真正的演艺巅峰是在1947年主演两部引起轰动的大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陶金在表演中分寸感很好，善于用细腻丰富的细节动作与微妙的感情变化，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的表演真实自然，被称赞为“浓而不涩，含而不露。”
韩非（1919—1985年）
原名韩幼止，生于北京。天生一副喜剧面孔，从小活泼聪慧。13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一个偶然机会临场救急而成为上海剧艺社的职业演员。初登银幕是主演张石川的《夜深沉》。战后，在文华拍了《太太万岁》、《艳阳天》、《哀乐中年》等影片。1949年赴香港，在《误佳期》中的表演堪称佳作，是一部含泪的喜剧，在东南亚影响很大。韩非的表演真实自然，夸张适度，谐而不俗，从角色自身性格与经历中发掘喜剧因素，是影坛不可多得的优秀喜剧演员，这比战前喜剧电影中惯用的插科打诨式的逗笑表演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田华在《白毛女》中的剧照
1950年 脱胎于民间传说和真实故事的《白毛女》
重温“北风那个吹”的集体记忆
相信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中国人都很难抹去“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集体记忆，从前也许并不能很好地理解那唱词中的悲苦无助，直到站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半百之当口，同时也站在上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之上，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兼具着奇情和浪漫的复仇故事，寄托了当时人民被欺压的痛苦和奋起反抗的普遍心情，《白毛女》被传唱至今，也源于此。
口述影像：一听“北风吹”，就知道是《白毛女》
田华：地道的农村姑娘亮相银幕
1949年底或1950年初，上级通知让我去北池子甲34号，见几位导演、摄影、化装等创作人员，有水华、吴蔚云、钱江、汪洋等几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汪洋说：“可能是选喜儿。”到了以后，他们一边问我话，一边围着我转，仔细地审视我的各种角度。此后，又叫我去北影试装，还照了我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的照片。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报，通知我电影《白毛女》的主角已定，由我扮演，并要我尽快赶赴东影（长影前身）。到长春后，我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王滨导演。我虽被选上演喜儿而感到荣幸，同时，又因不懂电影和他的严肃而感到恐惧。我当时是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当演员，而我出生在河北农村，正好与《白毛女》的传说中的“白毛仙姑”是同一个地区；在舞台上，一直扮演农民形象，身上有一股乡土气息，大概这些都是导演反复考虑的方方面面。
到外景地平山县后，王滨导演对我说：“别看你生长在农村，但还是要体验生活。”于是大伙儿根据喜儿这个角色，为我找了几个农村姑娘，逐渐唤起了我对农村生活的回忆，把握那种特定的感觉。在人物造型上，王滨导演告诉我，演员的气质无疑要与角色的气质相吻合，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吻合了还要找差距。他说，镜头就是观众，在镜头前面塑造人物，要比舞台上更加生活化。演员既要有镜头感，又要没有镜头感。因此，站在镜头前，就不能老想着我自己；适应了，就不做作了。这些都对我以后的表演有着很大的启发。记得拍摄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地里割谷子，王大婶送饭来喊着：“春儿！喜儿吃饭了！”我从谷穗当中一抬头，一抹汗，怀里抱着谷穗一亮相，大家都说一个地道的河北农村姑娘活脱脱出现在银幕上了。
《白毛女》最初放映时，在农村反响特别强烈。甚至在国外影响都很大，1951年有几部片子参加了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白毛女》荣获了特别荣誉奖。我去前苏联看到喜儿说着俄语；去日本，看到芭蕾舞剧《白毛女》。在世界各地，一听到《北风吹》歌曲，人们就知道是《白毛女》。
杨润身：我来自“白毛女”的故乡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杨白劳式的人物。9岁时就听奶奶讲过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村剧团开始排白毛女的戏，也看过当时排出来的歌剧《白毛女》。因为一个什么契机《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呢？在40年代末，歌剧《白毛女》在民间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香港那边想把歌剧改编成电影，新中国刚成立的电影局了解了有关情况，认为我们最有条件来把这部电影拍好。当时设备条件最好的是“东影”，就决定由“东影”来拍。为什么我成了编剧之一呢？电影局已决定水华和王滨来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并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他们知道我曾经组织村剧团排过《白毛女》的戏，就很周折地找到当时在平山的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那年我28岁。
当时有一个《白毛女》的版本，喜儿和大春没有结婚；被玷污的喜儿为黄世仁生下了一个小姑娘。这种结果观众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把这样的结局改掉了。另外还有杨白劳除夕躲债的情节。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穷苦人没有欠账的习惯，有一分还一分，绝不可能怀里揣着几个钱而四处躲藏。就是要让杨白劳冒雪赶到黄世仁家还债去，钱财两清，黄世仁还不肯放过喜儿，这恰恰更好地表现了地主恶霸的蛇蝎心肠。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写了一年多，摄制耗时9个月，所有的外景地都选在我的老家平山县。毛主席说过“平山是白毛女的故乡”，现在我还经常回到平山的老家坐在乡亲们的地垄炕头上。白毛女纪念馆成立时，老朋友田华、陈强等人都又回到了50多年前拍电影的地方，大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0年 《我这一辈子》铸就平民史诗
石挥：“我这一辈子”天问式的慨叹
由叱咤舞台的“话剧皇帝”到银幕上石挥塑造的一个个经典形象，他是如此光彩夺目，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人，在艺术生命的正当年选择了自绝。石挥的悲剧完成了，却给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时，《我这一辈子》获得了“世纪奖”，而石挥本人也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即临之际，回顾石挥别有一番深味。
电影大历史：一辈子的辛酸，半个世纪的变迁
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22集电视连续剧《我这一辈子》曾经热闹了一阵，云烟过眼，热闹归于沉寂。但小说光彩依然，和小说一样经受住岁月考验的，还有1950年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这一辈子》。
石挥的一生，和老舍有许多相似之处，共同的生活经历，相似的艺术气质，使得石挥改编起老舍作品来，有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从容与底气，加上他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共同造就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现实主义力作。电影《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按照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改编，通过“我”这样一个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又心牵平民百姓的巡警的命运，映射出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真实可信，感人至深。石挥塑造的这个巡警形象，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在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独具特色，熠熠生辉。受当时创作环境的影响，电影的结尾要比小说光明得多：革命者申远倒下，“我”的儿子海福跃起，红旗招展。这个光明的结尾体现了石挥当时两难的创作心态：一方面他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在现实摹写中安排中国的前途与希望出场。但即便如此，电影《我这一辈子》仍不失为一部闪耀着现实主义艺术光辉的经典之作。
石挥的表、导演艺术在国内是公认的，随着中国电影不断被介绍到国外，石挥的影响已经超越国界，受到海外观众和电影专业人士的推崇和喜爱。在1982年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口述影像：石毓澍：我的“气哥”
杨柳青石家
石挥于1915年生于天津杨柳青，原名石毓涛，生后不到一岁就随父母迁至北京，随同来京的还有大姐毓滋，大哥毓浔，即石开，笔名杨柳青（《我这一辈子》的编剧）和不满周岁的三哥毓涛（即石挥）。到京次年后，我们家中陆续出世了包括我在内的二男二女，我们弟兄五人，石挥行三，由于二哥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石挥就行二了。石挥6岁入北京琉璃厂师大附小，到了高小时，学校每逢一年的游艺会是石挥最快乐、得意的时候，老师常叫他代表班级表演小独幕剧。他与同班的董世雄（即蓝马）经常是不可分离的搭档，谁料他们后来竟都成为了著名演员。
战后兄弟相会
石挥初中毕业后因生活所迫四处寻找工作以补家用。他曾在北宁铁路局做过车童（即列车员），也做过牙医诊所的学徒，他还曾想考入陆军学校，也想过养蜂，但都未成功。他小学最好的同学董世雄突然来看他，蓝马的力邀使得石挥进入话剧领域，从“明日话剧团”到“中国旅行剧团”，再到“苦干剧团”，石挥在话剧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被称为“话剧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