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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在生效的民事判决没有被推翻和否定之前，文章中所反映的主人公“长时间的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的抚养”等事实都是非常确定和真实的。因此，作者和报社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实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无》文的主题思想以及报社的编后语是伸张正义、保护弱者、鞭挞丑恶、扶正祛邪，告诫人们引以为戒，从而达到普及和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的9月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明确规定，新闻单位享有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的“特许权”。《无》文属于批评性新闻报道，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原告所认为的侮辱其人格的内容，也主要来自于生效判决。因此，本案不构成名誉侵权。其次，原告的隐私权不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原告和文章中的女主人公是正常恋爱或同居关系，可以认为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使受到行政处分，传媒也不宜报道；但事实上，本案原告邓世祥公然违背社会公德，道德败坏，长期与两位女子非法同居，并与她们生儿育女的畸形状况，是一种丑陋的行为，更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制的尊严，报纸和社会大众予以公开批评、谴责，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原告在诉状中认为侵犯其隐私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如今，时间已过去了三年时间，也不知何故，我们的那个案子，至今都没音讯。
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将满面憔悴的陈良琴安全地送上了北上的火车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地。但是我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却在后面等待着我……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80节 十一天牢狱生活（1）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我与邓在花都区法院对簿公堂后的第三天夜晚，灾难突然降临：我被广州市警方以“出卖国家情报罪”为由，强行戴上手铐押上警车，自此遭到非法拘禁长达11天……
当晚10时35分，心情复杂的我正在家里看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写的《尘埃落定》。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它此时太符合我的期待心理吧。我想，我的自诉请求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支持的，只要法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开开庭审理我的案子，我的官司也会很快有一个结果的，就像此时我手中拿着的这本书名一样，一定会尘埃落定的。
谁知，就在我看书累后进入卫生间冲凉时，突然停电了！我摸索到一只打火机打着火一看，墙上的挂钟此时是10时过43分。这个时候怎么会停电呢？
女友见突然停了电，赶紧摸黑爬起来给物业打电话求援。还好，物业有人在值班呢，对方答应十分钟后就到。家中没有蜡烛，屋里一片黑暗。我的心里也是一片黑暗。我马上意识到，这电似乎停得有些蹊跷！想到这儿，我跑到前后的窗户看了看，果然，外面根本就没有停电，许多住宅的窗户都透着灯光。我又拉开笨重的防盗门，看到我的左邻右舍都没有停电，其中的一家邻居那儿还有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唱卡拉OK呢。我用手电筒查看了一下门外面的电表箱里的保险丝，那儿也没有什么问题。这说明停电不是偶然的。怪事，哪有停电就单单停我一家的呢？我赶紧关上门。为了不让女友受到惊吓，我轻轻地拉着她的双手，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今晚这电停得有些蹊跷，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我等电工来……”
说话间，我们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来了两个人，是物业的电工。只见他们手中各自拿着一只特大号手电筒，很客气地与我搭着话，其中一个高个说：“我们得检查一下室内的所有电路，看看是哪出了问题……”说罢，他们兵分两路，一人在在厅里的电表箱里捣鼓，一个手持那只特大号手电筒在我们这个小二居里照来照去，见卧室的房门关着，那位高个子很客气地说：“这里面我们也得查看一下，里面有人吗？”还没待我回答，早已穿好衣服的女友已开门走了出来。我发觉那人极仔细地用手电筒扫了扫，见整个室内只有我们两人，就赶紧凑在一块“检修电路”。仅仅只用了三四分钟，室里的灯就亮了。他们一边说着抱歉的话，一边赶紧离开了。
我特意抬头看了看钟，此时时针正指向10时53分。
女友见电已修好，又赶紧催促正在凝神沉思的我说：“都快11点了，你赶紧休息吧，明天你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接着她又颇为奇怪地说：“真怪，在这儿住了两年多了，电路还从没有出过问题呢。不过这么快就修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家物业还真不错……”此时我哪还有睡意？这电停得太奇怪了。为什么整个大楼里只有我们这一户停电呢？打电话后，电工称10分钟就到，但为什么他们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而且还这么快就上到了6楼呢？要知道，物业离我们这儿有近两里路呢，他们接到电话后，要取工具，就是骑自行车赶到这儿最少也得10分钟，然后停车，从1楼上到6楼，至少也得20分钟，而他们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很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我这儿的电根本不是什么故障，而是被人故意停止的。
其实从停电那会儿起，我就想到了邓那次威胁我的话：广州一定会有人找你麻烦的。是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的确采写了不少给地方政府部门“抹黑的”事，更采写了令某些部门大动肝火的揭露性报道，特别是我三年前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期间，所采写的本地批评性报道还真是不算少，我在经常地受到来自黑道的威胁的同时，也受到过广州市有关部门的封杀，也听说过有关部门正在四处收集我的“黑材料”。是的，我也明白，对于像我这样的写批评报道的政法记者而言，除了来自黑道外的威胁、打击报复外，还可能有来自白道，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门用他们所掌握的大权对你打击报复，有的同行就是因为他们所强加的罪名而丢了饭碗，远走他乡。
2001年底，刚从北京回广州过春节的我获知：原南方都市报同事曾华锋在考研时突然被某副主编等人强迫“辞职”。为替朋友打抱不平，我署名亲往广东省委有关部门及南方日报社当时的社长李孟昱（现已退休）和总编辑范以锦（现为南方日报社社长）那儿举报这位副主编昔日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谁知，他在第三天竟然在《南方日报》保卫科有关人员的陪同前往距离《南方日报》（《南方日报》所在地为东山区梅花街派出所所管辖）很远的海珠区赤岗派出所报案，公然称我和曾华锋“企图敲诈勒索他”，结果在一个夜晚，几位警察将曾华锋强行带进派出所并作了所谓的笔录，并问我住在哪儿，最近情况如何，等等。对方在“收缴”了曾的有关采访证件后，才放了他。此后，派出所又几次三番的跑到华锋家里找麻烦，弄得这位老实巴交的同事赶紧搬离此地才了事。当曾愤而向有关部门投诉时，警方后来称：“当时有人报案说你们敲诈勒索，后经查无此事”。警方不是我在自诉案论证会上还向曾特意询问过我的有关情况，打听我回广州后住在哪儿吗？我还听说，赤岗派出所的有关民警后来又多次在我以前的居住地搜寻，但几次“追捕未果”……邓不是早说过，广州某部门要找我的麻烦吗？那些消息显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凭我的感觉，今晚肯定有事！刚才的停电和那个电工的行为早就证明了一切。
事不宜迟，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最要紧的事。我急匆匆地从随身携带的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白纸，沙沙地写下了几位与我关系要好的媒体记者、海军广州基地的战友、有关政府部门等地的朋友以及我的代理律师名字和电话。我刚写完，正要对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的女友作必要的交待时，突然外面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么晚了，是谁敲门呢？”虽然有我在身旁，女友还是不由紧张起来。此时我心中早就有底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女友满怀狐疑地通过猫眼，隔着防盗门问了声。然后，她急急地跑进来，紧张地对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看到门外站了好几个穿警服的，他们说是要进来查房……”
我心中彻底有数了。我也知道等候我的是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惊慌。我知道这一天肯定是会来的，无论我怎样躲也躲不掉的。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81节 十一天牢狱生活（2）
我把那个写好的字条塞到女友手中，轻轻地安慰她说：“不要怕，他们肯定是为我而来的。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怕。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这肯定与邓世祥有关。你明天一大早就向这些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实情……”女友被我的这一番话吓呆了。她花容失色，吓得一下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搂抱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刚打开防盗门，五六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立即蜂拥而入。随后还有三个身着便服的男子，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另有一个身子壮实的汉子和一个瘦高个子。为首的一个中年警察严厉地对我们说：“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在对你们这儿实行查房。”然后，几个人又冲着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呢？”我从包子里拿出了我的身份证。我的这张身份证是两年前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办理的。我想，我的身份证是本地的，你们不可能以查暂住证为借口而为难我吧。在认真地查看了我的证件，证实了我的身份后，那位为首的警察对我喝道：“我们有点事情想向你了解，请你现在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我问他们是以什么理由，并要求他们出示相关证件和手续时，那个为首的警察早就不耐烦了，朝我喝道：“你还啰嗦什么，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