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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但是他也看到，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一类是原来设想、规划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国企改革，1993年已经确定国企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类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者不够突出的问题，现在显得突出了，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问题。第三类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中国加入WTO，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显露出的问题。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定调的“历史意义 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价值规律的深刻解说者
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还是在高中时代，他偶然读到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尽管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非常抽象而深奥，却让他十分入迷。
1950年张卓元高中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哪知两个大学同时录取了他。这让他非常矛盾。当时他想读清华大学，但又想学经济学。最后出于对经济学的痴迷，他还是选择了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学习了近3年后，恰逢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卓元被调整到了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理论班。毕业前他已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万余字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4年秋，张卓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工作。
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成为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部门，也是我国历来最高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张卓元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就参加了《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工作，从编辑一直干到编辑部主任，成为杂志社的骨干力量。
1957年，孙冶方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张卓元一边在《经济研究》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充当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从事经济研究，就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价格、经济核算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
孙冶方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先驱，长张卓元25岁，当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时，张卓元刚刚出生。因此张卓元对孙冶方就像对父辈一样尊敬。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先后担任过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对中国经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特的思考。
早年留学苏联的孙冶方不仅学术功底深厚，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他来到经济所之后，给沉闷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他鼓励张卓元等青年研究人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大胆创新，为国家的经济振兴寻找良策。
然而孙冶方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之后，面对公有制已经占主体地位的格局，需要回答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中国的作用问题。孙冶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自觉地遵循价值规律；第二年孙冶方发表《从“总产值”谈起》，指出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1959年，孙冶方在巨大的压力下组织经济研究所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张卓元作为他的主要学术助手。这是张卓元和孙冶方第一次紧密合作，从而使张卓元真正成了孙冶方的忠实追随者，而孙冶方也笑称张卓元是他的“关门弟子”。
1963年9月，孙冶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由于孙冶方竭力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他的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四清”时，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揪出了孙冶方、张闻天“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被免去职务，下放到农村。
由于张卓元多年来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孙冶方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撰写的文章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阐述和评述。他在1962年《江汉学报》第8期上撰文论述了价格在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与作用，认为成本与盈利的确定是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的中心问题；价格首先是衡量社会劳动消耗的工具，同时也是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杠杆；主张按照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来制订价格，以充分运用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杠杆作用。1964年，他与何建章合作著文，系统地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价格主张遭到批判，孙冶方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批判会上，主动走上台说：“不要再批判他们了。他们的文章阐述的是我的观点，干脆你们就冲我来吧！”
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张卓元和吴敬琏负责，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
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的课题写作小组去了无锡，并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然而4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经济研究所领导决定增加张卓元课题组的工作。张卓元除领导课题组的工作外，还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的口授、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的初稿写作。
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由于精力不济，只好向张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请弟子代他完成。张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张卓元拿着草稿来到医院，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冶方念，请他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几次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
1983年，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孙冶方把他的最后一部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他的弟子张卓元以及刘国光、林青松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部书稿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卓元1983年7月调到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 员；1993年12月调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9月他回到经济研究所，继承了孙冶方的职位，担任所长。
与张卓元一起共事的经济所同仁发现，张卓元有着老所长身上很多优秀品德和作风，总是那么谦和、执着和智慧，真不愧为孙冶方的高足。
张卓元也说：“我从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学理论；现在我还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可以说，我在经济生涯中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辑张卓元 （2）
与厉以宁对阵，论述“通货膨胀”
张卓元个头较高，面目清秀，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曾有人把他比成戏曲片中弱不禁风的江南才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温和的性格正与他“稳健改革派”的学术风格相得益彰。
在有人把他称作“稳健改革派”的同时，也有人把他归为刘国光的“宽松派”。但张卓元不同意“宽松派”的说法。他说，我主张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刘国光他们是一个思路。他认为把刘国光称之为“稳健改革派”似乎更贴切，因为“稳健改革派”要比“宽松派’内涵丰富得多，概念也严谨得多。
1990年，张卓元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稳健”的观点。他认为，90年代，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要在80年代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