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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顽固坚持“台湾独立”的心态，还体现在刻意要与祖国进行对抗、挑衅的言辞中。在演讲中反复强调所谓“自信”和“尊严”，声称“以希望克服了威胁，用信心克服了恐惧”“威权和武力只能让人一时屈服”等等都是冲着祖国大陆来的。这难道是“善意”的表现吗？
台湾新领导人在蓄意与祖国大陆进行较劲的同时，却竭力迎合、呼应某些国际势力，企图寻求搞“台湾独立”的国际保护伞。在演说中，一方面大肆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来满足某些外国势力所渲染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声称要“为国际人权的维护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将台湾“重新纳入国际人权体系”，让台成为“21世纪人权的新指标”等等。这表明，台湾新领导人企图利用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国际人权这顶保护伞，来搞分裂独立活动。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管台湾的新领导人怎样巧言令色，刻意包装，都掩饰不了其“台独”本质。任何形式分裂祖国的图谋和寻求“台湾独立”都是行不通的，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台湾当局如果真有诚意缓和两岸关系，就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再抱其他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已为台湾新领导人打破两岸僵局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当前，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两岸就可通过所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台湾当局的新领导人应当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摒弃“台独”分裂主张，确定展现善意与诚意，尽早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使两岸关系真正能出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第二辑解思忠 （1）
中南海里的学者官员
解思忠，1946年生，中共党员，同济大学毕业，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国民素质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1970…1980年从事建筑施工技术，1980…1990年任建设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1990…1992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1992…199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解思忠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月28日朱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第二辑解思忠 （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