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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挂上了“百好炼乳厂”的招牌。继之又在书法家马味仲等友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幅有红日喷薄而出，中国人的一只大手，擒住了在空中腾飞的大雕的利爪这样一个图案的商标，取名“白日擒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注册在案。“擒雕”一投入市场，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吴先生尝到甜头，便雄心勃勃地扩大再生产，边向民间筹集资金，边选择了有丰富奶源的瑞安马屿区的沙垟地方，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厂房。从此，沙垟就成了中国乳品工业的第一个基地。1919年，擒雕炼乳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奖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英瑞公司见擒雕炼乳生意兴隆，占挤了飞鹰炼乳的许多市场份额，便以“擒雕”系盗用“飞鹰”商标为由，向中国商标局提出控告。官司足足打了四年，终于以吴百亨先生胜诉而告终，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认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何琼玮先生据此写了多集电视剧，吴百亨一角由达式常扮演。达式常长得英俊潇洒，但吴百亨先生更魁梧伟岸，白白的，额角很高，具有一种大企业家的风度，这是达式常所无法表现的。
困难的还不是打官司，而是以后的不正当竞争。英瑞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先以削价倾销的方法，企图使百好厂破产，吴百亨先生针锋相对，顶住了这一招。接着英瑞公司串通福州亚士德洋行的老板，将百好乳厂的四万多听炼乳购去，囤放起来，待到变质了再向市场抛售，企图以此败坏擒雕牌的声誉。吴先生毅然派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将这批炼乳购回，统统抛入闽江，并赔偿亚士德洋行的所谓损失。这一赔花了两万元大洋，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三分之一，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国货擒雕炼乳的信誉卓著。英瑞公司见此计不灵，又生一计，派遣它的东方特派员偕同中国买办来找吴先生，出十万大洋收购擒雕牌商标。这十万大洋相当于吴先生当时的全部资产，确实是一笔大数字。但吴先生是有骨气的，并未见钱眼开，擒雕的牌子决不出卖，对方只好悻悻而去。吴百亨先生确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问题是民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还这么称呼一下，到1957年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到文革时全家人从家里被赶出，住到山前街的一间牛棚里去了。请注意，这里的牛棚不带引号，并非文革中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而是真的将牛棚让他们当住房。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2）
据吴百亨先生的子女说，吴先生每年能拿到的定息也仅仅是几百元人民币，加上每月发给他的一百多元工资，一年总共能拿到的钱不过二千多元。这个钱到文革中就没有了。我父亲是西山瓷器厂（后来改为西山陶瓷公司）的高级技师，专门设计窑炉的，与吴先生的关系很好，文革中的1968年，两人还被关在同一个房间，我经常给他们送吃的东西。我母亲与吴先生的三太太是好朋友，一直来往到三太太前几年去世。吴先生的大孙子叫吴邑，现在意大利做生意，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的小儿子又喊我老师。也就是说他的孙子比儿子大得多。我知道吴先生三房太太，每房太太生有八位子女，二十几位子女拿他的每年二千多元钱，能当什么老板？
许漱玉先生（1880…1967）也是温州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开的百货商场在温州最热闹的五马街口，就是现在的温州第一百货公司，旁边的大众电影院，便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建的中央大戏院。这座中央大戏院不简单，是温州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之一，建得非常牢固。1944年温州第三次沦陷时，日寇飞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中央大戏院，但只是使它有所伤损，并未倒塌，以后稍加修葺便一直使用到现在。历七八十年而不衰。只是解放后改名为大众电影院而已。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那时只知道，这个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是国家的。后来才听老辈人讲，这两幢温州有名的建筑是许漱玉先生的产业。
许先生布店学徒出身，后自开小布店开始，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愈做愈大。在温州的百货业中，独领风骚数十年。抗战期间，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经常借用他的中央大戏院开会，举办抗敌讲座和演剧宣传。许先生不仅同意出借，还把戏院门锁和全部设备交由战青团保管使用。查禁日货时他也积极配合，他的商场从未私藏日货牟利。后来他将商场交由长子许兆鸿打理，自己到上海当寓公。许先生的次子许思言先生我认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他是温州出来的文艺界老前辈。大约从当时的观念来说，他是不务正业的阔少爷，一味玩票，解放后便没有定他为资本家，他也由票友而成京剧编剧，也算歪打正着。他长期在上海京剧院任编导，著有《老生流派讲话》以及《海瑞上疏》、《七侠五义》、《东郭先生》、《红旗魂》、《劫室纲》等四十多种京剧剧本，是我国京剧界的名宿。也就是说不当老板当文人去了。只是因为《海瑞上疏》这个剧本，他没有当老板而在解放初期未吃过的苦头，在文化革命中却吃足了苦头。我见到他是他平反之后来温州，这时他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烁。
这一时期的大老板还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缝学徒出身，与上述的吴、许二位如同一辙。十八岁时在瑞安东头村开设小裁缝店，同时试制10锭纺纱机等机器，二十六岁时终于发明了一台铁木弹花机，不久即办了“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从此结束裁缝师傅的生涯，专心致力于机械工业生产。1922年春他携带弹棉机机样和麒麟牌商标图赴北京向中央农商部申请专利权和注册商标，获得照准之后当年即生产了弹棉机200余台。此后该产品相继在上海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获奖，声誉鹊起，同时开始试制内燃机、碾米机。也就是说他几乎与吴百亨先生同时起步。所以我将此时至抗战前为止，称为温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兴起的还有机织革席厂、纺织厂、酿造厂、瓷器厂、针织厂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开设“毓蒙弹棉机器发行所”，通过上海将自己所发明的产品推向全国。第二年又在温州小南门外创办“毓蒙铁工厂”，生产内燃机、碾米机、轧糖机、切面机和剧板机，全厂有工人百余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联华公司”，1926年在湖北产棉区创办“汉阳毓蒙联华分厂”，年产弹棉机1400多台。直至抗战爆发，他也仅仅是将温州的工厂迁至丽水，汉阳的厂迁至重庆。1941年，又在湖南衡阳创办毓蒙联华分厂，后又在湖南湘潭等地办了六个分厂，以解决由沿海逃往内地的难民的就业问题。其间因抗战的战线推进和变迁，他的工厂或迁建，或因被炸而关闭，几经损失又几经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战争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开设“毓蒙联华分厂”和“大中棉机制造厂”，在上海建“毓蒙棉机厂”和在温州建“毓蒙铁工厂”。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于工业的同时，又很重视教育。1937年在瑞安东山创办“毓蒙小学”，入学学生不需交学杂费；1942年又创办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1946年该校迁至温州近郊太平寺，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并入杭州化工学校。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3）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温州的华侨老板（1）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