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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注意到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物的差异；这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视角和知识）
；进而向世界贡献出有价值的理论言说。
（四）探索国际关系的文化—精神层面
后现代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理论；这是它的学科特长。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视角和观念来重新审视和解剖国际关系。
知识与文化互相“越界”和“混杂”的加速发展正在逐渐改变世界政治的面貌。尽管难以获得非常清晰的知识与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因果链条；但这种影响是始终存在的。文化使国际关系的权力公式更为复杂。下列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起点：
1。
批判：文化（知识、话语、文本）的实质是权力的重要工具；总是充满人为因素；都有遮蔽事实、制造神话的一面。当今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更加注重行为的合法性；都在知识和话语上下功夫。因此有必要保持文化—精神上的自主性；对国际关系文本、话语；国际关系的学术史以及各种主体对“他者”的建构进行双重阅读；以探究其中被遮蔽的内容和动机。并且笔者认为；知识的解构与知识的积累、增长不是负相关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
2。
研究：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随着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时代与跨国关系时代的到来；文化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穿透力日益上升；完全可以进入国际关系的主流分析系统。文化本身、文化间的互动、文化的格局都将影响行为者的行为；而文化上的误解、僵硬的二元对立和互相拒斥则可能带来惨重代价。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国家的物质权力；也要关注国家的文化建构取向与文化的跨国互动；关注文化“软权力”对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意义。当代世界文化的混杂性、认同的流动性、文化上普遍的跨国越界行为都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3。
行动：在多元竞争的世界文化—知识格局中寻求良性互动。当代世界的文化等级格局暗合当代世界的权力等级格局；强者不断进行观念领跑和建构话语霸权；弱者则甚至不能自己表述自己；对强者存在物质、精神上的双重依附。但世界的文化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文化上的中心—边缘局面是流徙不居的。我们要争取以实力派的姿态在世界上做知识、话语的领跑者；同时也成为霸权话语（包括自己内部的霸权话语）的制衡者和怀疑者。因此；我们要重视文化上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建造；同时应当允许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坚守边缘、质疑中心的学术生态存在。最后；基于文化的流徙性与混杂性；这些工作应当是在世界文化—知识网络中进行的；换言之；要加强同世界上所有地方、所有角落的学者和知识资源的交流与互动。
4。
追问：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和实践中应当保持精神和价值上的追问。大卫·雷·格里芬认为；现代思想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对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存在物这一点估计不足。＇21＇我们的国际关系观念中是否也缺乏一种“宗教性（它不一定要附着于宗教）的存在”？
我想；这可能是后现代主义对我们这个学科的最大的启示。理性只能提供有限的答案；这个世界需要解释；也需要启示。
五 余论：后现代帝国、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个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本体样式上已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后现代变异；并且这种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能会加强；一个是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内部变异和修正以维持自身的活力；这种变异和修正可能会增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
（一）后现代帝国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论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J。 A。
霍布逊、列宁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萨义德等人也对殖民帝国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然而时代的发展使后现代主义和它的批判对象之间也发生了“越界”；并形成了“后现代帝国”这一奇特的组合。
关于“后现代帝国”有两种引起公众注意的表述。一种是罗伯特·库珀提出的欧盟模式。他认为欧盟身处的后现代体系不是依靠势力均衡；也不强调主权或国内国外事务的区分；在这个体系中各个成员的内部事务可以互相干预。后现代体系的成员们不会考虑互相侵略；只有外部的现代和前现代地区会对它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新帝国模式包括自愿型帝国主义（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与邻居式帝国主义（如欧盟）
。＇22＇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者对库珀的观点可以不屑一顾的话；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后现代帝国”论述则给后现代主义者带来了当头棒喝。这两位作者怀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会走入死胡同；它们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来描述、抗争现代权力形式；可如果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控制我们的社会；那该怎么办？事实上；一种新的权力范式、一种后现代主权已取代了现代主权；通过混杂的、零碎的主体性构成的等级结构（这可正是后现代主义所颂扬的结构）来实施统治。＇23＇
这两位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和逻辑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已具有完全的“免疫力”。换言之；这种新颖的权力结构和逻辑本身就是后现代的样式。实际上；这个帝国本身也正致力于扫除主权的现代形式；驱动差异在分界间游戏。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者所推崇的许多概念在现今流行的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形态中得到绝佳的响应。世界市场一直就是出色的反基础论、反原质论话语。流通、流动性、多样性和混杂一直就是它的可能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实现越来越彻底；它也趋向于解构民族国家的边界。＇24＇
当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在平滑的全球空间里自由游戏；而是被控制在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所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帝国的空间是平滑连续的；或看上去已摆脱了现代性边界所造成的分裂或沟壑。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权力没有一个确定的场所（也在“流徙”中）
；它无迹可寻；但也无处不在。＇25＇换言之；帝国的统治形式已经从现代转向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在合流；一种全球化政治的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后现代帝国正在悄然出现。
关于如何制衡这种新型帝国；两位作者寄希望于反对帝国的全球公民社会。后现代帝国的弱点是无法控制流动。民众可以在后现代帝国中通过广泛的全球互动将其自身组成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形成全球范围内民众的潜在自治。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便是一个反帝国机制的范例。＇26＇而戴维·赫尔德给出的对策则是世界主义的民主共同体、作为政治行动的跨国性共同结构的民主；即民主的世界主义模式。他还特别提出建立一个由民主的各民族组成的独立的大会；直接由人民选举并对他们负责。新的大会在早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联合国的补充；即“第二院”。他还建议；国际法院应具有强制司法权；并创立新的国际人权法庭。＇27＇
总之；针对流动的、边界模糊的后现代帝国；完整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全球民主体系及其机构和全球公民社会内部的广泛流动、互动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种种缺陷；
＇28＇并未成为当代世界的主导性话语。现代性中的绝对的普遍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绝对的相对主义；二者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关于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其实我们可以套用王治河先生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否定的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偏执；要否定的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
笔者认为；后现代企图完全消灭权宜式的各种理性是不现实的。我们这个永远也不会完善的世界甚至还需要一些友好的、非霸权的中心；完全去中心化、去本质化与世界的真实相悖。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应正视自己的缺陷；发展出与现代性共存互补的新形态（如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29＇等）
。关于什么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答案显然是开放式的；格里芬的答案只是诸多答案中的一种；但它们之间至少可以有一个共识；即这个世界是仍然需要“建设”的；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当然；相对性也总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一种状态。
总之；笔者希望本文中所介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观念能对在现代性主导下的主流国际关系观念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同步的修补、在场的制衡以及一些必要的颠覆。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第23页。
＇2＇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26页。
＇3＇ ＇美＇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著；张妮妮译：《真实之复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6页。
＇4＇ ＇美＇斯蒂芬·K。
怀特著；孙曙光译：《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5页。
＇5＇参见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载＇美＇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此
文为该书的代序。
＇6＇GauriViswanathan； ed。 ；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Inter2views w ith EdwardW。 Sai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2； pp。 79 280。
＇7＇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版；第446～447页。
＇8＇参见庄礼伟：《亚伯拉罕时代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