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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需要毕生持之以恒的职业，也是一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女性再度工作时，她们的技艺也许已显得陈旧过时。
当然，女性也可以不中断她的职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所承受的压力会远远超过男性。男性仍可专心致志于他的职业，而女性则要身背沉重的家务包袱和肩负养育子女的责任。
我的感受是，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歧视，北半球要甚于南半球。在传统社会里，家庭的规模是较大的，家务多由非职业女性担当。这就使得职业女性享有与男性一样多的时间投身于她的职业。
很显然，正是由于女性的成果量少，她们的晋升比男性更难，所花的时间也更长，这未免使人灰心丧气。
科尔还指出，一般而言，女性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不及男性，而且对质量的评价也不高。他统计了男女科学家著作的被引用次数，得出结论：男科学家著作的被引用率显然要高。根据一个分发同行科学家的多项目调查表，我只想提供一个典型的结果。例如，请被调查人列出一份过去10年里本领域最重要著作的作者名单。结果被选入的女性屈指可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中只占3％，生物学家中仅为2％，而在这些领域中，女科学家的人数几达20％至25％。这些数字难以说明，女性得到了其同行应有的高度尊重。
男科学家的“知名度”一般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声望会在50岁或者甚至60岁时达到巅峰，而女科学家的“知名度”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
就此，科尔再度指出，“同女科学家相比，男科学家的工作更受人尊重，因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气更大。”
这里，让我引用一位女科学家关于这种现象的一段话：
“首先，科学从文化上被定义为一门并不适合女性的职业，只是科学女性人数的每况愈下，没能使这种定义流传开来。其次，即使有些女性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成了科学家，但她们仍为女性能力不及男性的观念所困扰。无论这种观念正确与否，它都使女性对自身工作产生矛盾心理，从而抑制了女性投身科学的动机和行动。再者，一些事例表明，在科学群体中也确实存在着歧视女性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女性进入大学和实验室，女性对从事科学工作的矛盾心理可能会愈发加剧。但是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最近，涌现出了一大批论述该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指出，行动过于激进，反而会带来某些问题。如果不加区别，随意而为，则将产生逆向歧视，导致科研水准倒退。科尔断言，“由于种种原因，要想确定一个附有严格时间表的数量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
激进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追究产生歧视的根源。实际上，社会及心理因素往往会引发女性本身的自卑感。因此，要消除歧视，就得从这些方面着眼，而不是光靠法律行动。
采纳这种解决方式，必将引起北半球家庭的某些根本变化。而丈夫挣面包，妻子管子女的传统观念也势将被彻底抛弃。科学生涯中的绝对平等一定得建立在家庭中的绝对平等之上，否则它就根本无从谈起。
这种家庭层次上的平等过程业已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并且随着女性单亲家庭的增长而正在加速。但是这种现象本身也伴随着某些困惑。
不管怎样，家庭层次上的变化必须伴之以社会制度的变革。无论是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它们都向往儿童养育的进一步社会化，都需要全日制的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由其来分担父母所承揽的大量事务。
社会变化，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也将见之于南半球，虽然它采用的方式会有别于北半球，但最终的结果却可能是殊途同归。
《纽约时报》最近指出，劳动市场上全日性岗位的数量正趋减少，而非全日性岗位则正以相同的速率增加。非全日性职业有利于男女共同分担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职责。可以设想，信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将会使科学工作分散化，有许多事完全可以在家中干。新型的工作方式有助于增进男女在家庭和科学职业上的平等。
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无疑将产生深刻的心理效应，但心理偏见也有可能阻碍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必要变化。然而可喜的是，这种变化的基础相当广泛，而且无从替代：它的形成是技术及经济显著发展的必然反映。
在我多年前撰写的《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书中，我曾经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社会作用，主要取决于社会一体化的程度。强调个人作用和竞争的制度推崇大男子主义；激进的群体崇尚女性至上；社会主义思想家，从帕拉图到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维护女性权益；超个人主义者，如尼采，则贬低女性。所有这些表述均未免过于简单化。我今天所看到的是，人类正在力求实现社会化与个人积极性、共同保障与自由之间的新的平衡。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就是男女社会环境之间的新的平衡，它正是解决科学界女性地位问题的基础。它将有助于更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而这无疑又是南北半球所共同向往的。在现阶段，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靠人力资源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资本或无技能劳力。在
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决不能无缘无故地荒废50％的人类创造力。
提高女性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女性充分施展她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其作为人类存在特殊力量的作用，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也是全世界所谋求的共同目标。我们应当力争在21世纪到来之际实现这一宏大目标。
节译自《妇女在第三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李国海、李兆雄译李淼校
马琳。约翰逊
一九四六——
美国妇女活动家，政治家，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名誉研究员，明尼苏达州前副州长。1968年毕业于麦卡莱斯特大学。1970年在圣保罗创立了一家公司，并任总裁。1983年起出任明尼苏达州副州长。期阿，还发起组织了全国女高级行政官大会，并担任该组织以及明尼苏达州妇女政治决策委员会主席之职。
本篇是在乔治敦大学所作的演讲。演讲从家庭问题出发，揭示了美国家庭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就业机会匮乏，经济桔据，沉重的家庭负担，得不到足够的教育与培训，子女对完成学业失去兴趣，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愈显脆弱，其中尤以儿童和妇女处于最悲惨的困境之中，……所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演讲者寄希望于“家庭援助制度”的建立。但是，作为“世界上除南非之外唯一缺乏普及型家庭援助制度的发达国家”，美国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留给听众的只能是一个“？”。
重温家庭美满之梦1992年3月19日
我们承认，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乃是美国多元化文化整体结构的内核。凡
是人际间存在抚育教养关系的地方，就必定存在家庭。每个家庭都在同满足
类似的需要作斗争，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向它们提供帮助。
我们正在力图创建一种家庭援助制度，这种制度能强化男人作为关怀者
的作用，并且承认妇女在照顾家庭成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加在
美国妇女身上的经济负担。
我们希望能形成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普及的家庭援助制度，以增强家庭成员在生活上相互之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使家庭成员能够在生命的每一阶段彼此赡养和照顾。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理解这一制度的含义，希望大家在赋予家庭以它们所需要的尊重、选择、自立与勇气等方面形成共同的观点和切实可行的答案。
重温美国之梦以及恢复以此为基础的价值观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妇女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必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妇女及其家庭应当如何从为之所作出的努力中获得好处？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审视我们终于接受的价值观的外在价值，并探究我们所作的假设在今日社会中是否行之有效——尤其是关于妇女在劳动力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正在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
一般说来，社会尤其是家庭应当明确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在为所有的人们创造高质量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同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①一样，我们相信，这就是“围绕我们对家庭有何期望以及如何更好实现这些期望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全国上下的广泛讨论”的意义。
那么，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美国的政治宣传和教义呢？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到家庭外去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并且，作为补
①罗伯特。贝拉（1927— ），美国社会学家，擅长研究价值观和社会结构问题。
偿，他将得到维持家庭所需的最低工资。现实情况却是，就业机会匮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能得到足够的教育与培训。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照顾孩子和年迈双亲是妇女轻而易举的工作。现实情况却是，由于没有经济上的补偿，或者是丈夫袖手旁观，因此，照顾孩子与双亲的责任，使妇女除了外出工作外又增添了负担，并且加剧了家庭的脆弱性。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父母在经济上和社交上对子女负有责任。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得不在照看子女与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照看子女方面的要求过多，那么他们就将冒失去家庭经济来源的风险。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孩子踏入校门后并不准备学习，不愿完成学业，而这种学业对于使他们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