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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迫使高等学府去重新评判新生年龄限定在18至22岁的传统做法。光1972年，就有50万30岁以上的妇女滞留于高等学府的校门之外，去年9月，准备接受二次教育的妇女已近百万之众。
8年之内，寻求这种教育的妇女人数翻了一番。
教育机构为了吸引妇女重返校园，正在大力改进其招生及录用政策。许多学校成立了女子中心帮助新来者，为其重返校园提供指导服务，为她们提供所需的资助。
妇女重返校园，对教育机构显然是一大经济上的支持。但有些教育家们则担心，她们会影响到其他新生的录取。而有些教育家却认为，“从前的”
学生对于活跃班级讨论有着积极意义；行政部门也宽慰地感叹，复学的妇女“不那么任性”。
工商界对妇女重择职业是怎么看的呢？
1978年，美国有50％以上的适龄妇女——人数达4千万之多——投身在劳动大军之中。在这之前的数十年间，妇女从业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其从业的种类却变化不大：大多是办事员、售货员和小学教师，薪水不及男士的三分之二。这些情况对复出的妇女意义重大，原因有几个。第一，4千万职业妇女中有许多是重择职业的妇女；第二，这些妇女发现，她们以前所受的教育或培训是不够的，因而决定重新去获取就业或晋升所需的技能；第三，由于从业妇女人数增加，雇主会降低工资水准。因此，“粉领族”一词眼下相当流行，用来形容某些阶层的职业妇女。
“粉领族”的成员全是女性。在有的人看来，妇女喜欢多嘴，容易满足，乐于服从，轻易信人。因此她们不那么可靠，也缺乏能力，不适宜担当监督和管理职务。一旦妇女被套上这些特征，那么对她们职业地位低下、收入偏少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对她们低人一等，无法或无意去对待自身价值问题也更不足为奇了。
妇女即使没有上述强加的歧视性特征，她们也未必得到职业界的善待。
她们往往又直接成为另一些流行谬误的牺牲品。直到前不久，职业界还是一致认为，职业男女之间有差别：男的敢想敢为，审慎细致，机敏果断，不失为领军之将；而女的热心有余，爱好挑剔，抱有偏见，乃系专制人物。总之，妇女一头扎进了无形的障碍之中，成了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她们身负“双重枷锁”：倘若如同普通妇女一般行事，就会被贬之为无能；否则却又会被斥之为出格。
工商界一面认为妇女不能委以重任，只可充当报酬相对较低的配角，但一面却又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妇女，发现复出的妇女乃是一个敏感而兴旺的经济市场。于是，直接针对她们而发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美国的商界似乎很乐意为妇女的声望和尊严加以装饰和点缀，但在职业上却决非如此。
家庭对妇女复出的态度又如何呢？
各个家庭对妇女复学和复职的决定反应不一。有的将此视作“当妈妈的时新消遣”，不以为然地一笑了之；有的却抱有反感，甚至持有敌意，不能理解妇女除了金钱和感情外还需要些什么；当然，也有支持和鼓励的。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有许多妇女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她们复学、复职，甚至是边进修边工作，完全是为经济所迫。对于这样的妇女，要描绘其家庭的反应是很难的，因为她们自身往往就抱有怀疑和不安全感。
无论怎么说，环境的影响总是占优的，家庭通常仍旧赋予这些复出的妇
女以传统的角色：搞搞烹调，开开汽车，跑跑推销，洗洗衣物，做做护理等。
职业和学业仅仅只是附带的。“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你长期工作，我就难以专心事业，家庭更难保持完善和谐”；哪个妇女未曾碰到这样的劝告呢！
同样是妇女，对复出决定合适与否也意见不一。如今。美国只有17％的家庭还合符“传统家庭”的定义，即一个在外挣钱的丈夫，一个在内持家的妻子以及两个学龄子女。这些家庭遭到了持非传统观念的妇女的激烈抨击。
尽管她们已经感到面临着变化的威胁，她们仍不时作出反击姿态，怀疑妇女的家庭职责观何在，讨论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失职问题，同情丈夫的不幸。
在她们看来，这意味着要求丈夫做婆婆妈妈的事。
然而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一切已逐渐开始转变；有些群体——家庭——开始认识到社会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意识到妇女就业的经济价值。现在，有一种观念正在得到加强，即怎样维持家庭生存，由谁承担家庭责任，这样的决定都应根据兼顾妇女需要和生活的新标准来作出。
旁人对妇女复出又是怎么看的呢？
与复职妇女共事的男性，其态度同样是矛盾的。他们对妇女争取提薪和晋升权利的呼声充耳不闻，对她们的据理力争无动于衷，但同时却又千方百计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
女同事们则将其看作一种威胁，因为她们已经生成一种文化上的执见：同性之间是竞争而不是合作。
当然，复出妇女自己对复出的态度更为紧要。她们往往是自身的最大天敌。妇女一般缺乏自信，自控力差，急于求成，因此她们对事业有成的自信度不如男性。此外，妇女择职还深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为社会对职业妇女的消极态度所制约。很显然，妇女在决定改变其生活之前，理应重新审视她们的自我感觉和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
社会及其制度对此的态度目前正在慢慢转变，究其原因，是联邦及各州立法的加强，机会均等纲领的推行以及妇女后援团体的增加，但最根本的则是妇女自身的发展。
在不久以前，妇女还始终是在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接为社会的预期所左右。如果不是所有的，那至少是大多数的妇女履行着被指定的功能——配偶、母亲、主妇和职业配角。妇女在履行了这些功能之后便“烛灭光媳”，但在今天，妇女在完成其生活使命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借助习惯和文化预期的环境氛围“大放异彩”，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因此，对妇女复出大加议论，甚至表示怀疑、不安和敌意，几乎毫无必要。
妇女要投身这一进程，要改变她们的地位，这还得取决于妇女自身。计算机和技术行业并不愿接纳复出的妇女——除非由它们来挑选。然而我倒希望这种选择权应当属于她们。
如果选择权的这种换位是正当的，有价值的，那么可以深信，这些妇女重新获得的不仅是教育或职业，更重要的还是她们自身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必须认清社会所设置的障碍，明白自己的感觉、能力和需要，更得应付许多压力：能支配的时间太少；需要为复出准备资金；缺乏可靠的儿童照管机构；需要克服孤立无援感；难以克服的自信心不足及自卑感。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便会构成一道极其难以逾越的屏障，造成一种有违生活选择权这一神圣传统的罪恶。
很显然，社会及其制度——教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必须为抵制和消除这种障碍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同样，妇女也必须勇敢地正视其中的一些问题。任何面临选择的妇女都须懂得，她们正在迈入一个对她们来说是全新的和未知的领域，也更应知道，她们需要不断的自我评价——认识自己的能力，明白自身的价值，确立自我的目标和重点。这种努力对她们的帮助是莫大的，当然她们得具备四种必要意识：完善意识；长远意识；自信意识和幽默意识。
当妇女有了这些意识时，我想她们就会比较乐观。一位实现了复出打算的妇女最近对我说：“复出计划对我来说是一种推动，根本用不着害怕。”
我们希望每个妇女都能消除恐惧，作出决断，去重新审视、评价和确立她的生活。而在这方面为她们提供大力支持，则是我们应有的职责，更是我们享有的特权。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兆雄译陈威校
康克清一九一一——一九九二
中国妇女运动、儿童工作著名领导人之一。江西万安人。1928年参加红军。翌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红军总司令部任职。1934年参加长征。后在总司令部任政治处干事、股长、主任、总支书记，1945年后任解放区保育儿童委员会代主任。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这里收录的第一篇是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妇女是占世界人口半数的一支伟大力量，应在国家一级采取积极措施和行动，来改变和提高妇女的地位，联合国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第三世界。第二篇是在全国妇联一次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国妇女依然面临着自身彻底解放的艰巨任务，必须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当作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妇联要理直气壮地为妇女、儿童的利益说话。两篇讲话都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妇女解放的一贯立场。
在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7月15日
主席夫人，朋友们：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妇女，热烈祝贺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召开。中国代表团向各国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们对丹麦女王和首相的热情讲话表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