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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妇女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不再想要更多的权利，从而妨碍了妇女去赢得一种真正的生活。整篇演说内容丰富，数据充分，全面揭示了美国妇女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女性的苦衷1970年12月5日
诸位：
当我们的主席请我讲讲“女性的苦衷”时，我不由得笑了起来。“苦衷”
确实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我们的主席谅必是想起了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选举权；不得不同父亲选定的任何男人结婚。而美国妇女几乎是不存在如此的“苦衷”的。可是当我着手我的演讲稿时，我却笑不出来了，因为美国妇女同样也遭受着大量法律和经济上的歧视，只是这些歧视设计构思得相当巧妙，令人难以捉摸罢了。
也许你们会想，我们已经拥有关于妇女的一切必要法律，仅是没有好好贯彻而已。国会在过去的六年中曾讨论过两个涉及妇女的重要法规。一个是1964年《公民权利法》的第七条，它禁止对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人实行就业歧视。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不同性别”
一词是由弗吉尼亚州81岁的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先生提议加上的。他既不是公民权利的倡导人，也不是女权运动的拥护者。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小小修正”意在搞垮该法案。然而法案通过了。尽管对这一禁止性别歧视的法律条文执行得不那么严格，但这毕竟为妇女平等就业权利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美国宪法修正案》关于公平权利的条款：“合众国和任何州不能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平等。”修正案在那次国会会议上没能获得通过，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人尚不曾意识到，整个美国充斥着种种歧视妇女的法律。
尽管这种种歧视性法规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但仍可将之分为三类。第一类法规目前依旧可见之于许多州的法律之中，诸如古代残留下来的关于妇女身份的封建法规，它规定已婚妇女的法律责任由其丈夫承担。得克萨斯州最近废除了一项法规。该法规规定，妇女婚后不必再为以前欠下的债务负责，而是转由其丈夫偿还。
我们夫妇11年前迁居北卡罗来纳州时，意外地被告知，如果我丈夫去世，又没有留下子女或遗瞩，那我们的财产将归我丈夫的家族所有。幸运的是该法规已作修正，然而诸如此类的许多古代残余法规仍然在推行。
有好多州至今仍在限制已婚妇女签署契约的权利。而少数州则更是严格
限制妇女独立经商的权利。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在提出经营申请时，不管其文化程度如何，都得填写表格：姓名、年龄、专长、文化程度、经商能力，说明将如何改善其独立经营能力的理由，更须征得丈夫的同意。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妇女才能获准从事她自己的独立经营活动。
再说第二类法规。我们发现，有些法规对妇女是“明捧暗贬”，对妇女操行的要求甚于男性，几近苛求。例如许多州都有这样的情况：对妇女犯罪的惩处不同寻常，一般要大大严于对男性的惩处。在宾夕法尼亚州，正直的法官对犯抢劫罪的妇女有权判处四年以下的刑期。而在一个法律苛求于妇女的州，对同样罪名的惩处却不是囚年，而是十年。
这种苛求于妇女的做法意味着存在双重性别标准。在奥克兰，有两个妓女正在提出上诉。她们被认定有罪，而嫖客却被无罪开释。在肯塔基，丈夫仅因妻子的一次通奸便可同其离婚，而妻子却不能以同样原因获准离婚。但最典型的不公正还是体现在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犹他等州的“不成文法辩护”中：丈夫谋害妻子的情夫，能以种种理由获得开脱；而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妇，则会被控谋杀。
第三类歧视性法规虽然意在保护弱者——妇女，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她们的经济利益。许多州的法律禁止妇女夜间工作——意在不让她们加班加点。
但立法者却忽视了清洁女工的权益，她们往往就在凌晨二时开始干活；有的法规不准妇女出任酒吧侍者，却不禁止少女充当酒吧女郎；有些州的法规禁止妇女从事需要一定体力的职业，不允许让妇女在工作时提举重量为35磅的物体，但却从来没有想到妇女在家要抱同样重量的孩子。
然而，法律方面的一个最大蔑视是，只有28个州允许妇女在与男性相同的条件下加入陪审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它发生在纽约。一位妇女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我是妇女”，便会被剥夺加入陪审团的资格。直到去年，如果一位女教师同意充当陪审员，她即会失去工资收入，因为她也许会被淘汰出陪审员之列。而一位男教师却照样可以获得收入。
我们已经简要地回顾了歧视妇女的法律。现在再来看看经济上的歧视。
情况同样令人震惊。我给你们列举几个数字。1968年，一位专职妇女的平均工资或薪水收入只及男性的58。2％，差距比1955年扩大了5。7％。经济上的歧视目前主要体现在性别上，而不是种族上。白人男子的平均工资为7366美元；黑人男子为4777美元；白人妇女为4279美元；黑人妇女为3194美元。
受过专科教育的妇女——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她们的收入甚至及不上仅接受八年制教育的黑人男子。
许多人对这类数字不以为然。他们以为，男人工作是为了养家活口，而妇女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子女，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积攒一些钱。
然而，许多妇女参加工作，有着迫不得已的经济原因，有的是因为丧偶，有的是因为离异。妇女执掌着172。3万个贫穷家庭，占全部贫穷家庭的四分之三，其中四分之一是白人妇女，而白人男子仅占7％。
再看看经济歧视的另一个方面。即使是高收入层次，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年薪也要比男性低2500到3000美元。新泽西州的一家制造厂曾提供了一个同工不同酬的典型例子。工厂的前财务主管是一位女性，年薪9000美元。在她离去后，工厂为接任的一位男性支付年金2万美元，在他辞职后，工厂又以年薪9000美元聘任了一位女性。而从业绩上看，他们全都是称职的。
1970年9月的《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通讯》刊登了一篇关于高校女性的文章指出，即使在研究生院，女生的成绩也好于男生。但对她们来说，要想最终获得哲学博士衔却是难上加难。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女性的博士学位要多于任何一所大学。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整个60年代，该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为：男性195人，女性25人。195个男性中有一半以上已谋得了副教授或更高的职务。而25 个女性中却一个也没有，只有一人担任助教职务。
1969年至1970年，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中有30％是女性，但担任教授的却只有1。6％；在密执安大学，女教师占40％，而担任教授的只占4。3％。
女教授的平均月收入也比男教授低1000美元以上。很显然，即使在学术界，女性也处于最下层。
现在再简短地谈一下第三点，即所谓的心理伤害。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美国的困境》一书中没有一节附录“类似于黑人问题”，追溯了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变革以及奴隶和妇女的解放。他指出，如同在黑人问题上一样，多数人显然接受一种说法，即女性天资不足，大多无法在社会威望及权力方面赢得人们的尊重。
缪尔达尔认为，就像黑人有个“心理定位”问题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妇女心理定位”问题。妇女已经心满意足，不再想要选举权或公民权，这种神话就像“黑人易于心满意足”的神话一样，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妇女的教育先是被忽视，然后又被转而用来说明这种“心理定位”。缪尔达尔断言，除了设法从工作中确立一种生活和获取晋升，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改变一个妇女的地位。
缪尔达尔所说的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社会并不期望一位妇女去赢得一种生活，法律也仍将其视作二等公民。
最后，我想引证雪莉。切斯霍尔姆——一位黑人妇女——的一种观点。
她曾于1968年在布鲁克林同詹姆斯。法默展开议员竞选。你们中的许多人肯定记得，法默是三年前我们丹佛会议的演讲者之一。他的竞选班子在街头大声疾呼：人们多么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男性领袖。切斯霍尔姆夫人——顺便提一下，她最终赢得了竞选——则反击道，正是因为少数群体需要加以发展，才不能听凭妇女处于落后的地位，对此，我颇有同感。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东南译陈威校
玛格丽特。科尔巴利
美国普通妇女，一位母亲和妻子。
本篇是玛格丽特。科尔巴利在伊利诺斯大学母亲协会地方分会主席酒会上所作的演讲。她以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畅谈了作为母亲养育子女，培养他们成人的艰辛历程；刻画了作母亲的重大责任：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向他们灌输做人的价值准则。她针对社会上的某些见解，认为做一个好母亲并不容易，母亲比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子女，更能帮助子女克服人性的弱点。整篇演说语言朴实，感情充沛，深深流露出一位母亲对子女的关怀之情和拳拳之心。
母亲的责任1972年5月8日
我很高兴今晚能在这儿，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敢肯定我了解多少关于做母亲的事。我的孩子不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事了。我两个孩子，一个22岁，一个24岁。我发现做母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当他们5岁甚至10岁的时候，事情比较简单。当时我决定什么是对的，他们就照着做，不然就要为后果负责。现在呢，我不是总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