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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善于做官场，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长处在于，做官场比直接做市场容易很快“做
大”、得到庇护，形成优势；短处在于，官场是最靠不住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变是
经常性的。“换汤不换药”的变，固然可以继续做“业务”，若旧官场整个被铲除了，那想再
做“业务”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要想真正长盛不衰，还得真正去做市场。市场是无限的，善
做市场者才会长久。
晋商“以商附官”的借鉴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有大利必有大弊。官商勾结，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变官，
给晋商带来甜头，减少了交易成本，获得了官方强有力的庇护。但是它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当武昌炮响，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后，晋商的靠山轰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辛亥革
命后晋商衰败的命运就此注定。
从晋商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发展图。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晋商的个人
品质无关，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淀而成，他们生长其中，如何能够脱离封建观念的藩篱。
今天，当我们回头试图探寻当代山西富豪的财富轨迹时，也无可避免地，令他们的第一桶金
罩上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旧时代的“红顶商人”坐拥政企两道资源，以官促商，以官取利，凭着在政界的经验和
关系网，在商场上往往有较大的腾挪空间。时代不同了，这红顶也就有了众多新的含义。对
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
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
也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山西省的民营经济才取得今天的成绩。“民营”的红顶使他们在企业
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晋商后期与清政府勾结成为“官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步其
后尘，随之逐渐衰落。这虽是历史的必然，但也给我们当代企业家敲响了警钟，要懂政治，
但不要玩政治，要淡化和克服官本位思想，不然的话，有可能把企业玩完，这方面的事例已
经很多。
杨斌想拉政治大旗作商业虎皮，结果就是害了自己。河南首富乔金岭自杀原因，至今在
河南仍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如果不是和政治有牵连、如果只是单纯的债务纠葛，怎么会讳
莫如深、一言难尽？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而是企业
政治化，这是一个企业承载政治的意义，承载官员的政治前途，经常的结果就是这个企业的
快速死亡。当官首先要有政绩。最容易出政绩，让人看见政绩的地方在哪儿？修路、盖楼。所
以，伴随着官员的政绩提升和官位升迁，在这两个地方栽跟头的企业最多。
大家都知道巨人的死是因为盖了一座巨人大厦。巨人大厦原来准备盖38层的，后来为什
么涨到70层。史玉柱解释这个问题说，38层的想法出来不久，一位领导来巨人公司参观，
看到这座楼位置非常好，就建议把楼盖得高一点。史玉柱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
大厦，最后决定大厦建到70层。后来史玉柱将巨人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入到巨人大厦，加上
在香港卖楼花的钱，也填不满这个黑窟窿。最后巨人大厦没有盖起来，巨人也倒下了。因为
官员的好大喜功而导致企业的败落，这样的事太多了。
还有一些企业家投机取巧，一心想沾“政治”的光，上赶着给人家送“政绩”，最后把自
己弄得身败名裂。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的天命就是赢利，而不是搞“政治”。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当年赫赫有名的步鑫生就吃过这样的苦。步鑫生本来是做衬衫的专业户，他也只擅
长做衬衫。后来“有关领导”说，大家都在上西装，你也上一套西装生产线吧。步鑫生卖“有
关领导”的面子，决定“小搞搞”。这件事被一个更大的领导知道了。领导说，你是全国模范
嘛，干什么都应该争模范，不要缩手缩脚。于是“小搞搞”变成了“大搞搞”。海盐衬衫厂也
就这样被搞垮了。
中国最大的“企业政治家”是牟其中。牟其中曾经宣称要搞一个工程，请某位国家领导
人“下来”以后来做，简直有点鬼迷心窍了。因为过分热心政治，牟其中后来简直变成了一
个妄人。
企业家离政治究竟应该有多远？这是一个常谈的话题。答案在这里且先不问，有一点却是
显见的，那就是和政治缠绕过紧、特别是和个别官员过于亲密贴近的企业家，最终往往会“被
政治撞了一下腰”。和政治过于贴近，就往往忘记了商人的本份，不在商业才能上长进，常思
靠权力资源获利撑腰，或许一时风光，却难逃以身饲虎的结局。这值得当代企业家反思，并
引以为戒。商道六用人有道管理有方
开设商号，无论大小，能够长久不衰，用人问题是头等重要的。平遥蔚丰厚票号分号经
理李宏龄曾经说过：“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得
人者兴的核心是择人委任、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大都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具有运筹
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由于拥有一支精明能干、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精诚合
作的员工队伍，晋商取得了事业的兴盛。
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乡
得人则兴，失人则衰
用人问题关乎事业兴衰成败，因为一切事业是要人去做的。大至治理国家，小至治理企
业，尽管性质不同，而要繁荣昌盛，用人之道则是共同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
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叫做“得人者昌，失人者败”。而晋商也说：“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
界何独不然！”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
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
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乡
晋商用人有一个普遍规矩：用乡不用亲。山西票号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非本省同乡不
得入内”。这里所说的乡，可以小到同一个村，可以大到同一个省，但“非本省者”几乎没有。
晋商“用乡”并非仅仅限用“自己人”，而是“不用亲”。从根本上杜绝了只用“自己人”的
弊端，为商号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保证。
比如，“三爷”不用，即少爷、舅爷、官爷不任用。不用舅爷，是为了避免在商号出现“外
戚专权”；不用官爷，是为了防止商号被官化；不用少爷，究竟为何？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少
爷做“接班人”顺理成章，自古皆然，晋商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不用少爷，同样是为商号
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少爷不一定就有经商的才干，即使能胜任大掌柜，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选用外人。
这并非对少爷不信任，而是必须恪守晋商商号的“组织原则”：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少爷本
是“少东家”，是商号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柜，那所有权和经营者就合二为一了，其
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把亲情关系加于商号管理、经营、用人等等诸事都会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爷还会把
老爷的老一套照搬到商号内，导致商号缺乏应有的活力。当然，如果少爷真的才干出众，那
用少爷“自东自掌”的例子在晋商中也有不少，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组织原则”
始终没有错。如果用少爷“自东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当然的东家，享有商号的所有
权，又是掌握经营权的大掌柜，本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少
爷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渎职和“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独资的商号，那少爷最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商号的“土皇帝”了，谁能奈何之？商号
只能走自生自灭的不归路了；如果商号是合资，那其他持商号银股者，对少爷的行为能有多
大的约束呢？他们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损失外，恐怕难以再有别的办法了。
相对于“用亲”，“用乡”有很大的好处。“用乡”虽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
聘用同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里的人，东家往往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不仅对其本人的一切
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对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体素质是用不着“面试”和
“政审”的。只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制度。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商号利益的极为
重要的制度。“使用之人，委之于事，向来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
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辨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
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
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大德恒票号经理这番感慨，
道出了“用乡”、“轻用重托制”的核心内容，把伙计与东家用“连锁关系”连在一起，与“赔
东家不赔伙计”的分红办法，在一起就构成了责、权、利一体化的较为完备的东伙制。
东家始终是商号的所有者，伙计也一直是伙计，下至学徒，上至分号经理乃至总经理都
是伙计，没有担保是不能用的。保人的担保起防范作用，作保人必须与被保人为至亲，或至
友，能对被保人的一切“负完全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牵连”。这种牵连，必须是经济
上的和法理上的。被保人“倘有越轨行为”，保人就要“连坐”，欠银子还银子，损物品赔物
品，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任何企业，只要能任人唯贤，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贤，不分门户，就能
兴旺发达。反之，以亲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