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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统计好当然是好，可是对不起，这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做统计的时间，是否不如去干些实际的事呢？节约出来的时间是否浪掷在这些思绪上了？
尽管我们赞佩惊叹，还是有人提出许许多多讥讽嘲笑的问题。
当然罗，首先在心灵深处一定是在挖苦：谁需要这些总结？说实在的，谁会去看它？不客气地说一句，他要向谁汇报呢？并且还用书面汇报。
不管怎么说，心灵并没有把做这些总结简单地看成一项自愿的、从实用出发的工作，所以总在探究某种秘密的原因和动机。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是关心自我——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对自己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心和兴趣。是研究自我？真奇怪。他反正是怪人。我们要做到心安理得，最好把他看成怪人：人世间怪人还少吗……
第八章 这一切需要多少代价，这代价值得不值得付……
这些总结要用多少时间？这项支出原来也统计过了。每份小结、总结的末尾都注明了它们的代价——多少小时多少分钟。详细的每月小结要耗费一个半到三个小时。统共才这些。再加上制订下个月的计划用一小时。合计是三个小时，而每个月的预算有三百小时。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二。因为每月小结是依据每日的记录，而每日的记录只用几分钟，不会更多。仿佛是那么轻巧容易，谁想这样办都可以办到……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了——象上表一样。
年度总结耗费的时间要多一些，十七八个小时，也就是说，要花几天的工夫。
做年度总结，要求进行自我分析、自我研究：效率有什么变化，什么没有完成，为什么……
柳比歇夫以他的总结作为镜子。这面镜子的水银有点儿特别：它照出来的不是人现在的面目，而是他过去的面目，才过去不久的。在一般的镜子面前，人在他自己的目光逼视之下，总要装出一副样子，装成什么样子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装。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他希望的那副模样。日记也会歪曲，不能真正反映人的心灵。
柳比歇夫的总结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历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细密的网眼，抓住了变幻无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我们的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比方说，我自从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九十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无可再拖了。
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
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聪明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生活别去思考。
用柳比歇夫的榜样来责备自己吗？这还得研究研究。这些个统计和总结会把人变得干巴巴的；唯理主义和时刻表会把机体变成机械，幻想丧失殆尽。我们本来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计划压得透不过气了——什么学习计划、广播节目表、科室计划、休假计划、冰球比赛程序表、出版计划。不管什么事，一切都事先计划得好好的。意外的事情凤毛麟角。奇遇是绝无仅有。连偶然性也绝迹了。至于事故，报纸上一星期只登一次，在最后一版。
把自己的生活逐时逐分地事先计划好，安排得象工厂里的流水作业——这值不值得？眼面前放着一台计算机，不停地计算着你的失误以及你对自己的放纵——这未必愉快！
驴皮记是最可怕的一个传说。不，不，人最好别跟时间发生直接的、公务以外的关系；不管你多留神，这个该死的时间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连最著名的哲学家面对着它那黑黝黝的吞噬一切的深渊也会张是失措……
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况柳比歇夫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并没有推荐给大家使用——它无非是他个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镜、用惯了的烟斗、手杖……
说不定这个方法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克制？再不然——谁知道呢——是一场延续多年的论战？……同什么论战呢？同一般的生活论战。同颓唐萎靡的愿望，同周围一般人那种大手大脚、对几分钟满不在乎的愿望论战。
第九章 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
看了他的总结和日记，部分是看了他的信，一个钢铁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去完成既定的任务。计划生活的骑士、机器人、献身于他的方法的苦行僧。
一九四二年，他儿子符赛沃洛德阵亡的噩耗传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满腔悲痛，却仍是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
一九四二年的计划，他是这样规定的：
“……（1）我全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
（2）不放职。
（3）在应用昆虫学方面我本人不准备做很多工作，只限于领导以及研究伊塞克…库尔州的动物志……。因此第一类工作总量，计划可达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该年的效率是创纪录的），但，第一，由于战事，无法出书；第二，我在基辅的学术文档肯定已全部被毁；第三，以我的年岁说，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开始完成我一生的主要计划——《理论分类学与自然哲学》。根据以上三个原因，一九四二年的基本工作方面不拟写成什么学术著作，只有三个不长的学术政治性报告要完成。”
计划了，也完成了。一九四二年是效率最高的年度之一。个人的悲剧仿佛没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记、总结和计划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到时候了，到不能再拖、必须立即开始的时候了。他似乎计算过，他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完成他一生的大业。
私生活和心境不能妨碍工作。心境及其它的喜怒哀乐自有它们的时间，统统放在“家务”栏里。
我这话说得唐突了。虽然第几研究所的遥控实验室主任——一个三十岁的技术科学副博士，他对我说，这并不是唐突，而是强调人所需要的品质。他说，眼泪无助于消弭痛苦，人要控制自己，越快越好；为死者哀恸——这是宗教感情的残余；死者不能复生，哀恸有什么意思？
“殡葬仪式已经过时了，”他说，“您一定会同意，追悼会上那些动感情的讲话只会叫亲属伤心，不会有任何安慰。这办法不合理。现代的人应当是唯理主义者，而我们却对我们的理曾感到难为情，思想滥用感情，叫自己温情一些。”
他建议我通过柳比歇夫创造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理想典型。计划性达到最大限度，不动不必要的感情，善于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当然又要高尚正派……
“……顺便说说，我可以奉告足下，这是理智的结果。意志和理智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如今，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唯理主义者老是挨骂。说实在的，为什么要骂？如果一切都出之于理智，这又有什么不好？理智同道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历来反对卑鄙和任何下贱的行为。聪明人懂得，归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他的既天真又聪明的议论，流露出苦闷，流露出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榜样。他需要一个巴扎洛夫，需要一个合乎理性的理想人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依靠合理安排、合理计划的生活；他的英勇的、道德高尚的行为是出之于理智而不是出之于感情。
如今，这个理想人物终于出现了：有这么一个人，才不出众，结果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成为一位大科学家、一个出色的人；这都是他自己一手造就，是他自己促成了自己的进步……在这方面，柳比歇夫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可以说，他是依靠他那最最合理的方法一手造就了自己；他创造了他的方法，他通过他的方法证明，如果把一切才能集中用到一个目标上，可以取得多么多的成就。只要连续多年有系统地、深思熟虑地采用他的方祛，可以超过天才。他的方法似乎使才能提高了。他的方法是远射程的枪炮，是把所有光线集中到一点的凸透镜，是加强器。它是理智的凯歌。
柳比歇夫按照他那尽善尽美的几何学来安排他的生活，不景一年两年的事了。他的漫长的一生，没有重大的偏差，确认了他的方法的胜利。他在他自己身上做了实验，得到成功。他的一生，是按照理智的法则安排的楷模。他学会了保持稳定的工作精力；他生前最后二十年，做的工作一点不比他青年时代少。他的方法有益于他的身心……不必去介意那些说什么机械性的责难。对理智也好，对心灵也好，机械性并不可怕。精神要去害怕科学和唯理主义，那多害臊！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该让机械性同精神发生冲突，而该让奴性的精神同崇高的精神交战。从知识和思维活动中得到丰富的精神，会摆脱机械性的控制奴役……
由此可见，我满可以向所有那些具有钢铁意志的技术专家，向我的在研究所和设计院工作的朋友们，向一切年轻的副博士和前程似锦的博士们，向一切憧憬着成就以及倾心于科学超人的人，介绍这位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