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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十年来它取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它成为柳比歇夫的生活的骨架。不仅保证了最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
修饰语是没有计量单位的。甚至对一些永恒的一般性的形容词——善的、恶的、真诚的、残酷的，我们也会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不知道该同什么比较；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谁是实在善良，谁挺善良；不知道真正的正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品质的标准又是什么。柳比歇夫不仅仅是自己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他对这种道德似乎有一些精确的标准，是他自己规定的，并且同他的生活方法有着某种联系。
第四章 谈谈有什么样的日记
还在柳比歇夫生前，谁见过他的文档都免不了惊愕。他的文件都编了号，装订成册，好几十、好几百本。学术通信，事务信函，生物学、数学、社会学的教案，日记，论文，手稿，他的回忆录，他妻子奥尔珈·彼得罗夫娜·奥尔里茨卡娅（她花了好多力气整理这些文档）的回忆录，笔记本，札记，学术报告，照片，书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信件、手稿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复本订了起来——不是出于虚荣心，不是为了传诸后世，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大部分文档是柳比歇夫自己要经常使用的，其中包括他本人书信的副本，原因在于他的书信独具一格；怎么个独具一格，下面再说。
文档仿佛记载登录了柳比歇夫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把所有的纸片、所有的著述和信札，把一九一六年（！）记起的日记统统保存下来——这是我前所未见的。一个传记作家不能有更大的奢望了。柳比歇夫的生活和它的磋跎曲折，可以一年年甚至一天天地再现复制，简直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追忆回顾。据我所知，柳比歇夫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记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在革命的岁月里，在战争的年代中，住院也罢，在出门考察途中的火车上也罢，始终坚持不懈。看来，没有任何原因、任何事件、任何情况能不让他在日记中写上几行。
曾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俄国天才思想家的尼古拉·费道罗夫，幻想使死者复生。哪怕有一个人死亡，他都不甘心。他得到各个学术中心的帮助，企图收集弥散的分子和原子，以便“把它们合成先人的躯体”。他的离奇的博爱众生的思想，包含着对死神的激烈的抗议，说明他不能容忍死神，不愿屈服于盲目的分解力——大自然。如果我们按照费道罗夫的意思去再现柳比歇夫，或者说，使柳比歇夫“复活”，做起来大概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复活”都要容易、都要准确。因为有大量的资料和材料；换句话说，数据很多。他的一切空间和时间座标都可以复制——某一天他在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书，都见到谁了，到哪儿去了。
他的文档中，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日记。
作家往往受到日记的诱惑。探索别人的心灵，涉足到它的隐秘世界，观察它的历史，以它的眼睛去看时间——这一切，作家都是心向往之的。任何一本日记，只要一年年认真地记，都是文学的珍贵材料。“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使人感到兴趣，”赫尔岑写道，“不是他的生活，便是他的环境、他的国家引人入胜，生活引人入胜。”日记要求不高，只要求老实、思想和意志。文学才能有时候竟会妨碍目击者的陈述做到公允客观。未经雕琢的、最最朴实无华的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是那么少……岁月流逝，蓦地发现，一些历史性、全民性的事件，虽然大家都是亲身经历了的，虽然影响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同时代人的记述却是贫乏得可怜。日记是最紧要的文献，而记述列宁格勒被围的日记竟是屈指可数。一部分明摆着被毁了，也有一部分散佚了；不过当时记日记的确实也不多，苦也就苦在这上头，——日记总赚数量不够。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他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文档，包括日记，战时在基辅丢失了。第一册日记合订本倒是保全了——一本大账簿，用打字机打的，字是红蓝两色，打得挺漂亮，日期起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一九三七年以后直至他临终前最后几天的日记，共有几大厚册：已不是账簿了，而是用练习簿订起来的，后来又装订过——都是自己动手干的，不太美观，但很结实。
我翻着他的日记，一会儿看看一九六0年的，一会儿看看一九七0年的，瞅一下一九四0年，看一眼一九四一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天哪，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日记。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细账，记着当天干过的事，注明用了几个钟头几分钟，还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看看战前的日记，也如出一辙。没有记叙，没有细节，没有思考，——一般构成日记中心内容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见。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鉴定袋蛾——二十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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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六页——三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消息报》——十分，《文学报》——二十分；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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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几十、几百页都是这种枯燥无昧、事务性的记载，每天五至七行。如果不是搞昆虫学，那就是连着几个月记着写那本大书《文化史上德漠克利特和柏拉囹两个流派》，或者是《形态学的发展》，或者是《应用生物学中的统计方法》，再不然是他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编写的教程。他总是注明一天用了多少时间写这部或那部稿子。他的日记，内容就是如此。至少猛一看给人这样的印象。
我本来应当把这些日记摆到一边，没有理由再去研究。干巴巴的统计，既挖掘不出感情，也挖掘不出饶有兴味的时间的细节；语言苍白单调；没有暴露任何隐秘；几乎丝毫没有痛苦，没有欣喜，没有幽默。偶或透露的一点细节，也是象电报一样的乏味：
“舒斯托夫三兄弟今晚来此。”
“病后虚弱，整日足不离户。”
“下雨两场，未游泳。”
这些日记再看下去是没有意思了。
最后，我出于好奇，看了看关于卫国战争开始的记载。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基辅。对德战争第一天。约
十三时得悉……”
接下去又全是他惯常的那种结算表，统计每天干过的事。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空袭警报几乎持续竟日。生
物化学研究所开大会。夜间值班。”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基辅。九至十八时在动物研究
所值班，研究线解法并写报告。夜间值班……会计五小时二十
分。”
他送他的大儿子上前线，后来又送小儿子；两次送别，他的记载也是同样的不动感情。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同妻子孙儿搭乘轮船从基辅疏散。在轮船上，他还是那么简短地、一丝不苟地记他的日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德国飞机空袭科托夫斯基号轮船——轰炸，机枪扫射。船长及不知姓名的一位大尉殒命，伤四人。明轮损坏，因此未在鲍格鲁奇停靠，廷驻克列曼楚格。”
一九四一年节节败退的悲伤口子以及后来我们在冬季初次获胜的喜悦，在他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反映。关系到全国每个人的事件似乎没有触动日记的作者。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战后生活的复苏、供应卡的废除、农业的困难……他的明细账上一概没有列入。学术性的和非学术性的辩论此起彼伏。那几年，生物学战线上的战斗也十分残酷。柳比歇夫没有回避，他参加了战斗，他发表意见，他愤慨，他写信写文章，争论不休，有时候竟成了众矢之的。他被撤过职，挨过整，受到过威胁恫吓；但也有过胜利，有过喜庆的日子，有过天伦之乐——这一切，我在他的日记里没有发现一点痕迹。不说别人，柳比歇夫可是同农业有密切联系的，了解战前农村的情况，也了解战后的，在报告和专著中都谈到过，但在日记中却无片言只语。他为人极富同情心，是个积极的公民，然而他的日记历年来都是如此的干涩冷漠，活象会计账目。拿他的日记来看，什么事情也不能打乱这个人规定的工作节拍。我要是不了解柳比歇夫，面对着这些日记，我会不知所措，我会以为他精神空虚，无所用心，两耳不闻窗外事，灵魂麻木不仁。可是，我了解这些日记的作者；这样，我更觉得奇怪，我想搞清楚柳比歇夫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几十年来那么详细地记这个——就算这不是日记，而是详细地计算他的时间和工作的账目，这么一本账对记账的人又有什么用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