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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尚武本能
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
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延年益寿”，
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
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
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
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
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
1914年以前，在英国人的商业理想，英国人的舒适享乐和英国人的体育运动继续发
展的情况下，一切真正的德国英雄生活理想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英国人不但自己完全腐
化了——每一个工会主义者都陷入了“享乐的泥坑”——而且开始感染影响其他人，只
有战争才帮助德国人想起他们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是一个其一切活动，特别是一切
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军事目标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国人遭到他国人民的憎恨，因为他们
把战争看成是神圣的——但他却以此为荣。把战争看成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业观
点的产物。有一种生活高于个人生活，这就是民族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而个人的目标
就在于为这一较高生活而牺牲自己。对于桑巴特来讲，战争就是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的顶
点，反对英国的战争就是反对敌对的理想，即个人自由和英国人享乐的商业理想的战争。
在他看来，这种理想最可鄙的表现是——在英国人的壕堑里发现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词在当时就连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太过分的话，另外还有一位
德国教授实质上也抱有同样的思想，只不过那些思想从形式上看比较温和，比较有学者
风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这就是约翰·普伦吉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样，是研究马克思的
大权威。他所著的《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近代黑格尔思
想复兴的开始；他开始时所抱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他的许多战时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时又受到广泛讨论、其标题具有深刻
意义的书；《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征年代》。这本书专门讨论“1789年
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年的思想”（即组织的理想）之间的矛盾问题。
他和那些把自然科学的理想粗枝大叶地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上从而得出他们的社会
主义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他正确强调的那样，组织
就是19世纪初叶的法兰西的开始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背
弃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由于他们狂热，但空想地坚持着自由的抽象概念。威
尔斯（他所写的那本书《美国的未来》对普伦吉有深刻的影响，并且普伦吉把他描写成现
代社会主义的杰出人物之一）的著作证明，组织的概念直到现在才在别的国家恢复了它自
己的地位，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概念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实现。因此，英德
之战实际上是两个相反的原则之间的一种冲突。所谓“经济上的世界大战”乃是近代史
中精神斗争的第三个大时代。它和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它是争取19世纪先进的经济生活所产生的新生力量的胜利的斗争，这种新生力量就是社
会主义和组织。
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
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不管
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氏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来确定。世界
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
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于垮台了。
1914年在德国创立的战时经济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实现，而且，它的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应有表现，而
上是第一个积极的表现。战争的需要已经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概念，因
而保卫我们的国家就为人类产生了1914年的概念，即德国的组织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
人民共同体······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时候，我们在国家和产业方面的
整个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了。国家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
····标志着人民公仆工作的特性的经济责任感，渗透了一切私人活动。经济生活中
德国的新的社团组织，（即普伦吉教授认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备的那个制度），是世界上
从未有过的国家生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伦吉教授还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组织的理想调和起来，虽然这主要要通过个
人对整体的完全自愿的服从才能实现。但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痕迹不久就从他的著作中
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会主义同无情的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已在他的脑子里完成了。
在战争快要结束前，他在社会主义杂志《警钟》里这样勉励他的国人：
现在是承认社会主义必须是个强权政治这一事实的时候了，因为它必须是有组织的。
社会主义必须赢得权力；它决不可盲目地摧毁权力。在各民族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
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必然是；什么民族应得到高度的权力，因为它是在各民族的组织中模
范的领袖？
同时它预示了一切最后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
仅从社会主义观点，即组织的观点来看，各民族的绝对自决权利不就是个人主义的
经济无攻府的权利吗？我们愿意给予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完全自决的权利吗？彻底的社会
主义只能按照历史所确定的真正的实力分配来给予一个民族在组合中应有的权利。
普伦吉教授表达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圈子中特别流
行，并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正像现在他们的英国
同行大声要求的那样，为实现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计划的组织而叫嚣。这些人中为首的
是著名化学家奥斯瓦德，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个宣言赢得一定的名声。据说他曾公开宣称：
德国要把至今尚缺之组织的欧洲组织起来。我现在要对你们说明德国的一大秘密：
我们，或者说，日耳曼种族已经发现了组织的意义。在其它国家仍然生活在个人主义制
度下的同时，我们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制度。
类似的这些观念也在德国原始独裁者瓦尔特·腊特瑙的各个事务所里流行着；虽然
如果他了解到他的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的后果的话，他一定会为此震颤，然而在纳粹主义
思想发展的任何比较详尽的历史中，他是应有一个相当地位的。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大战
刚刚结束时，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念，大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而确定的，他
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大都要多；并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后来成了戈林
的五年计划执行局中的骨干。与此极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位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
希·诺曼的许多学说；他的著作《中欧》在德国也许比其它战时出版的书籍都要畅销。
但最充分地发展这些思想并广为传播它们的任务，是由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家，
德国联邦议会的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员保罗·伦施来完成的。伦施在其早先的一些著作
中把战争描绘成“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前进面前的溃退”，并解释了社会主义的自
由理想和英国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战时著作（世界革命的
三个年头）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伦吉的影响下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伦施的论点是建立
在一个有趣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是准确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的。这个叙述讲的是俾斯麦所
采取的保护措施怎样使德国向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并且，从他的马克
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代表着工业发展的较高形态。
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
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既
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
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体，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
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
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
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
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
在德国，这个经济生活的更高形式的“历史地指定的代表”国家里：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已经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那里，一切社会主义的先决
条件都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德国应当胜利地坚守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够完成它的使
世界革命化的历史任务，这乃是与任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