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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现在时兴健康食品，我还是买鲈鱼吧？”“少废话！找抽哪！”唐队长把我们让进了屋子，一个白发婆婆迎了出来，我们齐刷刷地叫了一声：“婶子！”唐大婶看着我们一个劲地笑：“长大了长大了！当年的猴崽子都长大了，瞧这一个个的，人五人六的！”唐队长对老伴说：“快去沏茶！把好花茶都碾碎了，今儿个喝高末！”
饭桌上，唐队长给我们讲了村子的变迁和一些老村民的情况：魏和尚死了，是盘腿坐着死的，到死嘴里还叼着烟袋。马厩老汉死了，就在我们离开村子的第二年。一天夜里马厩里的牲口叫个不停，村民从睡梦中惊醒，感到马厩出事了，等大伙赶到马厩，老汉已经死在马食槽子旁，怀里还紧紧地抱着半口袋料豆。老郭也死了。他终于等到了“平反”的一天，但是却拒绝回城，和老伴俩人真正在村里“落户”了。但不久他就得了怪病，整天发高烧，到死也没查出病因。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来月还是没能熬过去。村子里给老郭掏了所有的医药费，到了出殡的那天，全村人都为老郭披麻戴孝。齐书记在老伴死后跟着儿子搬到城里去住，以前还总回来看看，这两年没见回来，估摸着身子骨也不行了。姜队长办起了公司，发了财，也搬到城里去住了。我们问起了小方。秋生告诉我们，小方已经调到市商委当领导了，每隔个一年半载的，还会回来找村里的老人聊聊。和其他领导不同，小方到现在还是只抽自己卷的烟炮。
酒过三巡，唐队长突然说：“你们进门的时候叫我什么？队长？当年你们在背后叫我什么，现在还接着叫吧，叫队长生分了。”我们哈哈大笑，借着酒劲，一齐叫道：“贼大眼！”唐大婶和秋生夫妇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秋生的小儿子也跑到桌边，学着我们叫了声：“贼大眼”。唐队长把眼睛一瞪，还是那么圆：“小兔崽子！找抽哪！”顺手给小孙子嘴里塞了块猪头肉。
离开唐队长家后，秋生陪着我们四处转了转。除了村东边的那条铁路还在，其他的都被城市化取代了。面对着大片的水泥森林，我们比划着当年猪场、桃园、炮挡的位置，眼前又浮现出老槐树、供销社和重重签松林的影子。
唉！物换星移，恍如隔世啊！
路边的歌厅里传出了一首《信天游》：
一条条那个大路呦，一座座那个楼。
你就是站得再高呦，也望不到那个头。
东边那个大海呦，西边那个黄河流。
你就是走得再远呦，也丢不开那个愁。
……
达炎辛卯之春于北京
（《散文·海外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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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1）
苍耳
近段时间，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重新解读切尔诺贝利，这固然必要，但仅仅物理性或事故性地看待切尔诺贝利，那么我们距离这场悲剧的“堆芯”只能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和黯然。如果百分之八十的死难者本可以逃脱死神，如果更多的“辐射人”本可以健康地活着，如果……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切尔诺贝利？当然，如果不是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切尔诺贝利这个怪怪的名字，便如同传说中那人面兔身之讹兽一样，会慢慢隐没于记忆的荒野而不再狰狞毕露了。“讹兽”别名诞，据《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二十五年来，切尔诺贝利对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类似早年的一个梦魇，一个神秘兮兮的城堡似的存在物。它从不带有“现场”、“真相”、“正在”的意义，因为一切都被封存了。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爆炸后的四号反应堆必须套上石棺，三十公里内必须划为绝对禁区，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曾被一只无形巨掌打上封条，包括所有档案、胶卷、病历、死亡证明、知情者的嘴巴。
不管怎么说，从爆炸发生那一刻起，“切尔诺贝利”就一直在往下“切”，一直在锋“利”，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夜倒悬在我的头顶！当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东欧地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半个地球上旋转着“切”
出创口时，苏联政府仍伶牙“利”齿地狡辩，刻意隐瞒不报。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爆炸发生后，他被告知只是一般失火，“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和举重若轻的忽悠，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前党首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就可以将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那么，到底谁在骗谁？是下骗上还是上骗下，抑或上下瞒骗惯了而继续互骗？但他们上下一致地欺骗了整个世界。这是铁的事实。
核事故发生两天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抵达现场，但不知什么原因竟迟迟不提交报告。直至三天后，莫斯科得到瑞典政府发来的质询和数据，这才知道事情不妙，辐射云已随风飘散到瑞典，事情远非“跟煮红茶没两样”那样简单。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西方军备竞赛，他必须设法捂住“切尔诺贝利”喷射的核尘埃。也就是说，对戈氏而言，倘能割除“切尔诺贝利”之两端而取其中，才符合政治家的最大利益，这样便接近“诺贝尔”
了——他早该获“诺贝尔和平奖”了。但“尔诺贝”毕竟不是“诺贝尔”，铸剑为犁更不是铸犁成剑。
一九八六年四月之末那个黑色礼拜，第一个赶往出事点的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盘旋于第四区上空，在距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快速拍摄，现场比墓地还要悲凄、荒寂，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让人立马想到什么才叫“自掘墓穴”，什么才叫“世界末日”。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只能滞空四十秒。然而，伊戈科斯汀没想到的是，拼死拍下的十二张相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不出任何影像了，更不幸的是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征兆和隐喻：整个核事故真相也遭到另一种“核辐射”而全部变“黑”，报废般地被锁进无形的暗箱之中。二十五年后，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伊戈科斯汀，我正在穿越的历史隧道突然灯火全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嘴巴被强行塞进一股浓浓的怪味——“嘴巴里有金属味道，一种酸味。人家说辐射没有味道，我们之后才知道，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当年用仪器测试辐射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道。
如果这时官员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怪味，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继续申辩：我明明闻到了一股怪味，为什么你们偏说没呢？他们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可以送精神病院了。
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明明在现场和周围测出远超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还在不断升高，可是专家却宁愿相信测量仪出了故障，也不愿相信发生的高辐射是真实的。至于高辐射值导致测量仪破表时，专家甚至相信高辐射消失了。在专制思想操控下，科学、专家以及科学仪器也都变质变味了，甚至成为反科学的御用工具。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第一批赶赴爆炸现场的六十九名消防队员，在未被告知真相的情况下毫无防护地投入战斗。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像命中的弹靶一样接连倒下，有的剧烈呕吐，有的失去知觉，有的面目全非，现场惨不忍睹。结果三十一名死于直接核辐射，其余的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症：眩晕无力，间歇性呕吐，皮肤生疮化脓，整块脱落，骨髓退化，多个器官受损，以致心力衰竭。战士们以为面对的只是烈火，却不知道真正凶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远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厉害千百倍，而最大的蒙面杀手却是背后高喊“同志们冲啊”的巨大阴影——事实上，苏联最高当局完全清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远比真正的战争更为惨烈和棘手，否则他们不可能从阿富汗前线抽调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指望用大量的沙子和硼酸把大火闷熄。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半年时间里，据称有六十万人参与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丧命于此。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追忆道：
“戴面罩的士兵在四号机组抢险，每次停留不能超过四十秒，每人铲不了三次就得离开，那场面就如战争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才避免了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十倍的第二次爆炸。
核事故第一天，在距核电站三公里的美丽小镇普里皮亚季，尽管四万多居民已吸收了超过正常值五十倍的辐射，但他们依然生活在阳光灿烂的蒙蔽之中。凌晨爆炸伊始，普里皮亚季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他们被告知，只发生了小事故，核电站是安全的。没有人告知他们必须紧闭门窗、服用碘片以应对。直到四十八小时后，政府才开始疏散受到高辐射的居民，但仍然没有透露疏散的原因。此时河水已浑浊不堪，冒起怪味的水泡；两岸边大片大片的松林、白桦林被放射性气流灼成焦黄色。
匪夷所思的是，事故发生第六天，苏联当局居然筹备了“五一”劳动节盛大庆典，想以此掩饰核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当然，权威的《真理报》在第三版底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声称“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尽管标题很小，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它足以给恐慌的群众吃一颗定心丸。被洗脑的群众是最听信“真理”的。在距切尔诺贝利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五一”节那天，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局依然鼓动群众参加劳动者大游行——红旗飘飘、彩色气球、高呼“苏联万岁”的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