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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随母搬进从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亲去世后，幼芝就在这间房里结了婚，时值1964年。不久，“文革”开始，袁墓被扒，祠堂倾毁，将军碑陈于荒草，义士碑被垫了台阶，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幸免的是幼芝父母与外婆的一张合影。很快，原本狭小的院落，又挤进多户异姓，并纷纷盖起私房。
终于，浩劫结束，一项拾遗补缺和物归原主的政策开始了。
从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吁求修复墓祠。这一求就是十几年：
无财无物，无权无势，仅凭一张妇人嘴在各个道场笨拙地游说，尤其要就“公——私”“家——国”的动机质疑作各种澄辩，其尴尬和涩苦可想而知。
这个以冢为宅的家族迎来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验。第十七代传人和先人一样，有着犟性子，佘幼芝发誓：一日未复墓祠，一日不剪头发！此间，她因病住院，无助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其中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焕墓面临一个“职称”问题。在中国这个官文化主宰的道场里，凡有价值的物件，无不渴望一件类似“黄马褂”的身份标签，这不仅决定日常待遇，更涉关其自保能力和安全系数，涉关它在危机时所能筹集到的外援。
尤其在政治大一统、私产没有庇护的年代，来自权力系统的鉴定和封号极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样，经了那么多风雨惊悸后，它想为自己求一幅门神了，算个小小护身符罢。1984年，在佘幼芝呼吁下，崇焕墓被定为市级文物，职称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时，老问题又来了：拆迁。第五十九中学为扩建，欲把墓迁往龙潭湖公园。佘幼芝急了，几百年了，这墓可从未动过啊……眼瞅着老太太气喘吁吁到处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户不满了：旧居不拆，安得新厦啊。冷嘲热讽、奚落挖苦扑面而来。幸好，第五十九中学的提案被驳回，墓址不动。
天不负人，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崇焕墓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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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2）
1992年4月5日，清明这天，修葺一新的将军墓迎来了首批祭访者。那一天，佘幼芝换上新衣，剪去了长至腰间的发辫，那发辫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说还有啥指望，即崇焕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焕祠，兼设纪念馆。
谁知，对佘家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坏消息骤然而至：52号院的十九户居民全部迁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雳。它意味着，宅与墓、生与死、家与国——这场延续370年的精神组合，即要被剥离开了。纪念馆无疑是更时尚、更现代化的做法，但它却是对“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粗暴拆解。于佘家而言，这是骨和肉的拆分。这等于把崇焕墓的“保姆”给驱逐了，把三百年前那个伟大的“遗嘱”
给杀死了。它光大了崇焕的名位和声望，却把崇焕墓赖以生存的土壤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两份同栖共生、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里，这甚至有“买椟还珠”“杀鸡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这个“活”的精神行为看得比墓地更贵重，更有心灵的光辉和文化的延续价值。
无处安放的祖业
当然，官方并未把佘家完全撇开，作为答谢，作为装饰，拟聘佘幼芝为纪念馆顾问。这份荣誉，与栖息意义的“守墓”已有质别，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后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进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义“回家”。
这算什么呢？文化拆迁？精神征地？
这不仅是个不平等条约，还是个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设计。
佘家，不仅是为崇焕墓服务最久的生活“佣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权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义，崇焕的忠烈，还有什么比二者更能彼此诠释、互为注脚的吗？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精神组合吗？明明一家人，为何硬将之拆散呢？
为方便旅游吗？为弘扬文化和促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消费吗？
那就更应维护资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独立的精神资源、一道罕见的灵魂风景，在当代，它比遗址更稀缺，更有资质成为“名胜”。
如果说，墓是物质遗产，那守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遗产。
我实在不解政府那个行为。难道仅仅为了易主？为了让墓地回归人民群众的怀抱？这样的物质归属和户主变更有意义吗？莫非在对方眼里，崇焕墓只是一处地产？
有段影像记录了这段日子的佘幼芝，画面中她泣不成声，伤恸至极。我理解老人的悲愤，她的人生就要变了，这个家族的人生就要变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诉，希望奇迹发生，希望政府有所动摇，遗憾的是，对方与她一样，所有的耐心都基于一个固执的企图：说服。
我们的编导，用镜头见证了双方的一次对话，下面是一段语音场记——接待人：“时代变迁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能变一变呢？”
佘幼芝：“别人的先祖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房子、地、金银财宝，我的先祖却不是的……这个忠义精神，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守好了，那这就是祖先留给我的遗产。”
接待人：“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住和看墓，不要给它混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不矛盾。你可以天天来这里头，天天来看，你晚上回家住，这儿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条件，别一辈子老住那个平房，你是不是也赶上享受一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东西呢？我刚才的那个词可能您不爱听，那咱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不要叫聘，您就是终身荣誉馆长。”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话，我就回来，如果不需要我回来，那我就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地是国家的地，房子现在也成了国家的，如果说这个墓非要换给别人守，行不行呢？当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样它就失去了一种意义。”
接待人：“我想咱们目的都一样，你今天来跟我谈这个，也是为了把祠修好，咱们要方方面面考虑。第一它作为文物，现在是市级的，将来可能是国家级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规定……将来要是修出来，里头绝对是不能生火、做饭的，不能这么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说您让我搬走的话，那就意味着不在这儿守墓了，什么叫守墓呢？形影不离，是吧？一直在这儿，我们先祖死的时候就这么跟后人说的。我们要辈辈守墓，一代传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遗志到现在，已经第十七代了，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面。祖先不让做官，十七代了没人做官，但祖先让我们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
……
搬迁，已是板上钉钉。考虑佘家有困难，文物部门用佘家应得的补偿款三十万元，又贴了四万两千元，帮其买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离开了52号，去了几公里外一个新区。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6月，遇车祸身亡，年仅二十九岁。这位佘家第十八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关。2003年，广东东莞建袁崇焕纪念园，邀请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许想弥补在京不能守墓的遗憾，焦平愿意前往。当时他在苏州打工，若去守冢，即意味着要在广东定居，正谈恋爱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于是决定先赴吉林拜见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黄泉。
2004年年初，纪录片完成前，编导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许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老人情绪非常激动——“我现在心里特别激动，别提这事，一提这事，我心里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们替我着急，我也不敢难受啊，我就背地里，上厕所或者做饭的时候，我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流……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遗产，他们说，房子、地是政府的国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遗产啊，他们不能剥夺我这个权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点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给我一个半平方米的小房，叫我离那儿近一点就行，我出来进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里头疼，我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丛生，草那么高了也没人剪，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塑料袋、烟卷头，还有他们施工单位往里溅的白灰，我自己拿笤帚扫都扫不出来，一点一点往外抠。”（语音场记）
被充公的精神私产
不错，历史的主语是人民群众，但要说所有的精神资源都是从“人民”
这个大蛋壳里孵化出来的，那也太夸张了。许多民间精神的主体，并非人群中的多数，而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极少的零星和异端。
今天的督师墓园，至少有三层文化涵义：袁崇焕的政治操守；佘义士的行为伦理；数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义已构成三份精神资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注解、互为知音。而且，其主体皆个人和私家，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和时代主流及世俗群像也格格不入。它们是以精神个案的身份被历史存档的。
三者同栖一檐，相依为命，共同塑造着一个大大的词：忠义。且一个比一个更递进，更有难度和挑战。尤其后者，那个绵延三百年的承诺故事，那场十七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个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独，只是时代的孤独，史上并不乏同类）。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后者还是前者的收养者和叙述者。
私以为，墓园至少应有三块碑：将军碑，义士碑，还有一块，我最看重的一块——守墓纪事碑。显然，当代官方是惯于“抓大放小”的，它对大人物、即第一块碑更器重。换言之，它对有形的古董更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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