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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待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象，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
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叽叽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是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对她们作过比较，我曾经以为，萧红的文字是可能的，张爱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即，张爱玲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现在推翻了这说法，这两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写作者穷一生之力也难以企及的，因为她们不是在用力，她们是在耗自己的气血和生命！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这个别人她是看不见了：她死后不久，张爱玲即返回上海——萧红生活了两年的、发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43年春天，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发表了以香港——萧红写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国文学的这一对双璧，这两个城市？
（《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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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乡村教育：人和事（1）
格非
学校
1971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那时我才七岁，还没到法定的上学年龄。
奇怪的是，我们村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属兔子的，属龙的只有我一个。母亲担心我落了单，找到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好说歹说，总算让我当了一名插班生。
学校设在大队所在地唐巷村，距我们村庄只有一箭之遥。校舍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祠堂，甚至连屋顶的瓦棱上都长着芦苇和蒿子。因要自己准备课桌和凳子，母亲就将家里的一张枣木的长几抬到学校，权做课桌。我们唯一的老师姓薛，名字已忘了，只记得他略微有点驼背，我们都叫他“薛驼子”。
这个薛老师并不是每天都来学校，他家里的事情忙着呢！
祠堂里趴着一头巨大的“水龙”，那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灭火神器。据说附近的村庄一旦发生火灾，报警的敲锣人还没有抵达我们村庄，那水龙就会未卜先知，提前发出呜呜的叫声。长长的压水杆上绑着一条红绸布，大概是图个攘灾去祸的吉利吧。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围着这条水龙跳上跳下，心里暗暗盼望着由远而近的锣声。偶尔从这里路过的大队干部如果看见我们在嬉戏打闹，就会让我们派两个同学去老师家，“把那个懒虫从床上揪起来”。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去找薛老师。他家住在村子的最东边，他老婆正蹲在院子的碌碡上喝粥。我们问她薛老师在哪儿，她也懒得答理我们，只是用手中的筷子朝外面开阔的庄稼地里胡乱一指。原来老师到地里拔黄豆去了。
等到老师拔完黄豆，挽着裤腿，赤着脚来到教室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可我们老师十分严谨，一点都不含糊，一本正经地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本翻得烂糟糟的小人书来，开始给我们讲《捕象记》。那是一本薄薄的连环画，故事讲的是动物园的驯兽师如何去西双版纳捕捉大象。用小人书作教材是薛老师的一大发明，等到我们差不多能够将这本小人书的故事都背下来了，老师就会弄来另一本小人书。比如《泥塑收租院》，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比如《奇袭白虎团》，那是1953年，美军、伪李军盘踞在安平村……
会讲小人书，已经让我们对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可他竟然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篮球裁判。他有一枚亮晶晶的铁皮哨子，从不离身。有时，他正给我们讲小人书，大队里就有干部来请他去吹裁判，我们当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前往观战。一般来说，只要薛老师在，我们大队的篮球队基本上就不会输球。人家刚得球，他就吹人家“走步”；人家明明是投进了两分，他把哨子一吹，说人家“犯规”在先；人家气急了，用篮球砸他，他手一挥，就将人家罚出场外。乐得我们这些围观的人拼命地鼓掌。在那个年代，会打篮球的人多的是，可要说裁判，除了他就没别人了。我们之所以会盲目地崇拜他，是因为他让我们很早就懂得了一个真理：真正重要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对规则的解释权。
薛驼子无疑是我们小学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他永远是笑嘻嘻的，从来不生气。因缺了颗门牙，嘴巴关不住风，我们即便当面模仿他说话，他也是笑嘻嘻的。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薛老师因为“误人子弟”这一莫须有的罪状，从学校里消失了。大队给我们一下派来了三位新教师，与此同时，学校也开始向所谓的“正规化”大踏步迈进了。
我们不仅有了课本和作业本，大队还为我们修建了新的校舍。新校舍不仅有走廊，有教师的办公室和宿舍，门外还修了一个大操场。不过，课桌却是泥砌起来的。桌面由麦秸秆、芦苇和泥巴之类的东西糊成，上面刷了一层白石灰。这样的课桌虽然经济，但却不怎么实用。我们的铅笔一不小心就会扎穿桌面。时间一长，几乎每一张课桌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圆洞。到了春天，这些洞里就会孵出蜜蜂来。当那些肥肥的蜜蜂的屁股从洞里转出来的时候，我们班上哪怕胆子最小的女生，遇到这样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