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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
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
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
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随笔》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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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有多少人非正常地死在斯大林时代
袁曦
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几十年的统治是暴政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仍把他称为“伟大的革命导师”。196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着名的“九评”，其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是这样说的：“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是相信这一评价的。由于“二评”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当然也要就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谈点看法，但“二评”基本上是为斯大林评功摆好，勉强地提到“错误”，也是为其辩解：“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可能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不知历史的真相，因此也只能相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说的，有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才渐渐知道了真相。1983年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大作《古拉格群岛》的中译本时，被斯大林时代巨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所震撼。同时也相信索尔仁尼琴所说的苏联官方绝不会公布非正常死亡的准确数字。索尔仁尼琴多年前是这样写的：“关于这些枪决——有哪个法学家，有哪个刑事史家能给我们举出核实的统计数字来呢？这个特别档案库在哪里呀？我们要能潜进去读一读数字该有多好。这些数字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谁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顷刻之间呼啦啦似大厦倾，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在一个国家的彻底崩溃，让世人有了知道这个政权历史真相的可能。
1999年亚·尼·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以下简称《一杯苦酒》）在中国翻译出版，书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他还写道：“1954年，内部部长c。克鲁格洛夫（他本人曾是镇压的积极参与者、强制迁徙北高加索民族的组织者）报呈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由于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特别顾问，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时期都担任“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数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也至少是半官方。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历史档案解密公开，铁幕后面的场景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这些档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关注这些历史的人。2002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共34卷在中国出版，其中《关于苏联大清洗》和《关于历史案件的平反》等专题，都提到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特别是第30卷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1988年12月25日）》中有了正式的被镇压者的官方数字。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
报告在多年研究档案的基础上，公布了这样的事实：“根据文献判定，斯大林亲自监督过镇压活动。”“斯大林是不经法院和侦查而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枪决、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报告说：“犯罪的行为泛滥成灾，表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清单，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而且‘惩罚’已事先确定。这些名单呈送斯大林本人。”报告举例说，在1937～1938年期间的383份名单中，有44000高级干部、高级军官和经济管理人员受到惩罚，其中39000人被枪决。
“在这些名单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亲笔批示。在383份名单中斯大林签字的有362份，莫洛托夫签字的有373份，伏罗希洛夫签字的有195份，卡冈诺维奇签字的有191份，日丹诺夫签字的有177份。还有米高扬、叶若夫和斯·柯秀尔的签字。政治局委员们不仅同意提出的镇压建议，而且还批字鼓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镇压，而在个别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杀…杀’。”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还写道：除了上述被镇压的370多万外，“还应当追加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以及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苏联档案公开、《一杯苦酒》出版时索翁还健在，不知他对这些数字有什么看法，是否相信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提出：“伸张正义问题现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社会舆论及无辜受害者的亲朋都在等待着为他们完全恢复名誉和永久纪念他们。”“纪念镇压牺牲者的一切费用当由国家支付，为此应责成苏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