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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笔年度佳作_耿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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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尽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当时正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正日薄西山,摇摇欲坠。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朝的教训既然不予吸取,以为殷鉴,那么这时候想要挽救也已晚了。这诚如徐炳昶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为这幅长卷“敬题”时所写的:“今者国步虽移,而此种卑劣之心理仍根深蒂固,至难薅除,民生憔悴,实由此祟。”

  无独有偶,除了秦散之,清末名士郑叔问也曾经就暴方子的故事画过一幅《雪篷载米图》。此画抗战期间因埋入地下保存,取出时已笔迹模糊。后来着名画家徐悲鸿因“窃念此故事足励末世”,遂在病中予以重绘。

  《诗刊》一九八零年第九期曾发表朱自清《题(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并序》。朱自清在序中写道:“六十多年前,河南滑县暴方子先生到苏州洞庭山里的林屋山做巡检,因为‘好事,好出主意’,给县官撤了职;撤职后搬不起家,家里甚至没有米。老百姓纷纷送柴米给他,当时诗人秦散之给画了这幅图做纪念,题的人很多。暴先生的孙子春霆先生要我也题几句话,我觉得这可以写一首新诗。”诗曰:

  暴方子先生,这一个最小的官,却傻心眼儿,偏好事好出主意。

  丢了官没钱搬家,更没米做饭,老百姓上万家人,给担柴送米。

  上司训斥,说老百姓受他讹诈,他却说:傻心眼儿的人有傻报。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春霆先生嘱题,朱自清,卅七年

  (《书屋》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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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葛底斯堡(1)


  李木生

  a战争

  认识美国有一条捷径,那就是去葛底斯堡,去重新经历葛底斯堡战役的硝烟,重新谛听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至三日鲜血在这里的喷溅。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役,也是十九世纪死伤最为惨重的战役,它不仅标志着代表黑人奴隶制的南方从此走向失败,而且这一战役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进步的走向。

  四百万黑人奴隶的命运,成为这次战争的焦点——北方认为黑人也是人,应当获得人的自由与解放;拥有着黑人奴隶的南方,则强势地坚持并试图扩大黑人奴隶制,认为黑人奴隶是牲口,是财物,可以买卖与役使。而对美国黑人的命运抱着巨大同情并对黑人奴隶制坚持批判态度的林肯当选总统,则成为南方宣布脱离联邦并挑起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这是教科书反复确认并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结论当然是正确的,却不是唯一的。我在骨头般醒目的政治因素的四周,还体察到了好多常常被赫然的骨骼所遮蔽的血肉神经,发之于人性之上的人道的血肉神经。总统、议员、将军们,固然掌握着理性的“骨骼”,而百姓与士兵,则拥有着感性的血肉神经。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〇〇九年底,我与朋友郑光召从华盛顿北上七十英里,直达葛底斯堡,将一整天的时间全部泡在这块二十平方公里的昔日的战场上。数不尽的纪念碑,风格独具的各种雕塑,还有散落在原野上的似乎依然“活”着的大炮。

  只是三个昼夜,北方联军死伤两万三千人,南方同盟军死伤两万八千人。七月三日里有一个小时,双方一下子就阵亡了一万四千人,被称为“世界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小时”。战场上的树木,几乎没有不中弹的,最多的一棵竟然中了二百五十颗子弹。遍布在草地上的白雏菊,几乎没有不被马蹄与脚印践踏的。而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三百万人参战,伤亡一百一十二万,其中阵亡六十二万,一万个村镇惨遭蹂躏。

  这个国家,为了避免分裂与内战,曾经向南部的黑人奴隶主们有过重大的妥协与让步。一八五〇年的国会妥协法案,重申并强化了一七九三年的《逃亡奴隶法》,规定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接受奴役,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强行带走。

  在根本问题上的妥协无异于投降,只能助长邪恶的变本加厉。于是,黑人的血泪愈发地积聚,整个社会的不平与愤怒也在不可抑制地蓄涌。

  对于这场战争的本质性解读,一八五四年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思案件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安东尼·伯恩思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种植场主的黑人奴隶,不堪百般的奴役与折磨,躲在一艘开往北部自由州的船上,逃到了波士顿,在一家服装厂开始了人的自由生活。可是他最终还是被抓,联邦政府的官员竟然勒令把他押返弗吉尼亚。波士顿人愤怒了,汹涌的人群甚至冲进法院试图救他。但是这位已经过了一段人的自由生活的黑人,没能逃脱重新沦为奴隶的厄运。据说当这位奴隶,被龙骑兵、海军陆战队、十二个步兵连押送至弗吉尼亚的轮船时,孤独无助的安东尼绝望地甚至熄灭了眼睛里的怒火。可是,当他看到波士顿全城的商店为了他停业抗议,所有的门窗尽皆为他披上哀痛的黑纱,无言的人群则拥挤在街道两旁默默地为他送行时,这个又要成为奴隶的人,终于让空洞而又木然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人心的指向,就是上帝的指向,或曰上帝的指向就是人心的指向。这场战争,既是南北政治对峙的不可调和的必然,也是对人性底线屡屡粗暴践踏后的触底反弹。而人心,则最终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遭受重创的南军最高军事长官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不得不带着溃不成军的败军向南逃命。可在他南逃的起始处,涨满洪水的波托马克河横亘在面前。与此同时,北方军队在南方首府里士满附近的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南方的三万守军于七月四日全部向格兰特将军率领的北方军队投降。此时,如果葛底斯堡战役的总指挥米德将军,乘胜追击,歼灭被波托马克河阻截的李将军残部,南北战争也许会就此结束。可是米德将军的北军,看到横七竖八地横陈在原野上的同胞的尸体,看到蜿蜒了四十多公里的南军装载伤员的大篷车在泥泞里爬行,他们甚至不顾林肯总统的催促,不忍追歼,停止追击,眼睁睁地看着南军等到洪水落下,从容逃去。

  在这里,仅仅用对与错的概念,已经无法解释、更不能涵盖米德将军所指挥的北军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当然熟知“农夫与蛇的故事”,可是,当对方不是蛇而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第二条、第三条路可走呢?

  林肯毕竟是林肯。他曾为此给违背了他意愿的米德将军写过一封词严句厉的信:“我认为你没有估量李军逃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罗伯特·李本已成了你可以轻取的猎物,你如跟踪合围,就可将其全部捕获。如果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我们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战争本可以结束。”但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林肯还特意在信封上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信从未签发。”宽容的林肯私下里给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说:“我们难道能仅仅因为他没有再多做一点事而去责备他吗?他已经替国家做了不少工作。”也许,林肯透过当下胜负的权衡,往前往后看到了没有尽头的远方?看到了远方处那千古不灭的闪闪发亮的人性的光辉?不然,他也不会在南方残忍地虐待北方俘虏的时候,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去看望被俘的南方伤兵,并不无痛惜地说:“是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驱使他们成了我们的敌人。”

  又过了将近两年的浴血岁月,当李将军率众投降之时,受降的北方军最高长官格兰特将军甚至怕降将罗伯特·李尴尬,而故意先拉起了家常,并为自己刚刚从战地赶来不能像李那样衣挺靴亮而表示抱歉。降军将士全部释放,没有一名羁押,没有一名受到虐待,甚至当降军士兵经过胜利者营地的时候,格兰特将军专门命令部队不要大声地欢庆胜利。当然,还让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一名来自南方的这些个“手上沾满着鲜血”的降军中的骑兵与炮兵,各自带回自己的骡马,因为南方正是春耕农忙的季节,离不开这些个牲口。一旦和平来临,不用“宜将剩勇追穷寇”,无需“再踏上一只脚”,没有一名叛乱分子在投降之后被追究与“肃反”(包括南方另立政府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没有一个叛乱分子的家人受到株连,就连总统在白宫里庆祝胜利,也提议演奏南方各州喜爱、也是歌唱南方各州的歌曲《迪克西之歌》。

  奴役不能用奴役来消除,被压迫者不能用战争而成为压迫者。只有如此,战争的火焰才会化作和平的旗帜。不然,无异于用汽油去救火,再多的血也只能是白白抛洒,而且会使人间的苦难加深加重。

  因此,美国的葛底斯堡直如一面明镜,照出着世界一切专制者的丑陋。

  只有残暴、贪婪、自私的专制者,才会羞辱、镇压、株连手无寸铁的人(包括战争的失败者)。有时这种羞辱、镇压与株连会平地而起,小题大做甚或是没有来由的“莫须有”,就为了嗜血的快意和“莫非王臣”的权力感。只是人们很难体察到这些专横跋扈者的色厉内荏罢了,其实他们的残暴永远与虚弱相连,作恶多端者就连睡梦里也不会安稳——越是如此,越发地要以血腥来壮胆提气。在他们一项又一项的基本原则里,绝对不容许有丁点儿对人来说如空气粮食一样要紧的自由与平等。

  当浸透着战士鲜血的葛底斯堡成为国家烈士公墓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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