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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罪 秦耕 著-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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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边写着的三个黑字就是“审讯室”。就像你在某处见过的“党支部”或“厂长室”那种。
  这是一间有五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靠墙的地方是一块小水泥礅。泥地,且不平整。水泥礅放在地上,可以搬动。
  刘中亚指着地上的水泥礅,对我说“坐吧”,他们三人则挤坐在小木桌后。刘居中,小杨居右,那女警因为挤不下了,侧身挤坐。这就使她对我始终只能以侧目而视——也许正因此,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恶劣,直到有一天我教训了她。
  刘中亚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安局老卢。”
  后来我知道这位娇小的女警,她的丈夫是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她本人在这县公安局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
  刘问我昨天在号子里挨打没有,我说没有,刘说我们监狱管理现在好多了,对于牢头狱霸坚决打击,不许欺压犯人。
  我油腔滑调,说:“感谢党的领导!”
  我看见小杨在偷偷发笑。他仍负责记录。
  刘首先表扬了我,说我在昨天的审讯中,表现很好,算是坦白从宽吧,希望我在今后的审讯中,能继续配合他们。
  这一次是我在偷偷发笑。
  卢警官侧身而坐,双臂环抱胸前,对我侧目而视。她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在这次审讯的过程中,约下午三时,号子里开过饭了。刘中亚找小周——就是那个红脸
小个的警官,小周跑到11号,发现我的那份已经被众人分吃了。无奈,小周只有到伙房另拿一份给我。一个馍头和一碗白菜汤。他们打开我手上的土铐子,我就在审讯室吃了在监狱的第一顿午餐。
  审讯结束时,小杨问我需要家里给送我什么东西,我想想说:送几本书、笔记本、再送一支笔。
  当天傍晚我收到了家里送来的日用品,但没有我要的东西。
  进监狱程序是这样的:小周领我到那个写着繁体“狱”字的大门前,说大声报告,于是我仰起脸对着哨楼大吼一声“报告”!看不见哨兵,但我可以听见一声命令——“进!”听到这声命令,小周打开我手腕上的土铐子,揣进他的警裤口袋,再把大门打开。等他反锁大门时,我已独自走过监狱的院子,走到11号的门外。我听见门板在撞得咣咣作响,那一定是里边的人挤在门缝后向外窥探,那情景就像笼子里关着一群猛兽。
  我低头看看被“土铐子”箍红了的手腕,趁机思考一下土、洋手铐的异同。它们都是暴力工具,都是对手所象征的自由的直截了当的取消,但洋手铐更精致,更科学,而土手铐就更原始、更粗暴。如果说洋手铐给手和胳膊还留下一定的活动余地,甚至自己可以偷偷打开,它对自由的取消只是象征性的,因而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是符号化的的国家暴力;那么,土手铐则还停留在工具的水平上,它要的就是对自由的“确实”的取消,是对暴力的直接实施。由此土、洋手铐的使用和改进上,可以从中更多的看出一国法制的原始色彩的浓与淡。回到号子,刘军等几个照例抢着让我讲在外边的见闻,我说什么也没看见,只好把姓卢的女警官攻击了几句,算是人身攻击吧。我对卢警官的攻击就是11号今天傍晚的精神生活或文娱节目了。
  张新良问我吃过没有,我回答说吃过了,他说他11号今天托你的福,多吃了一份饭,尖嘴猴腮的陈济仓说,托什么福,祖宗八代被小周操了一遍!我明白刚才小周来找那份饭时,他们一定没少挨骂。
  家里送来的日用品,是监狱的炒事员送来的。他不是管教干警,也不是武警,当然也不是犯人,他每天把饭送到院内,再把空桶空盆收走。听说他是某管教干警的亲戚。他抱着东西走进来,把物品从五寸见方的小风门一一递进来,轮到被褥时,他先塞进一只被角,仇小汉和刘军等往里拉,他在外往里塞,经过五分多钟,一条棉被就硬扯进来了。
  张新良让我把被褥铺在他旁边,我说我睡那头吧。于是大铺另一端的人在田金占指挥下,把自己的铺位向中间挤挤,把另一端靠墙的位置让出来。这里从此就成了我的铺位。他们一律两人合睡,每人家里只送一条棉被,其中一个人的做垫褥,另一人的就做盖被,这样两人在一个被窝里分头合睡。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张新良也是和田金占合睡,陈济仓和刘阳明合睡,刘军和仇小汉合睡,忘了卢传胜和谁合睡了。幸好当时我是11号的第13名犯人,无人搭配,而我家里给我送来的日用品齐全,甚至还有一条枕巾,我想这一定是我妹妹给我配备的。
  在号子里,懂得的人根据睡觉的位置,就可以看出谁是“领导”,也就是牢头狱霸。靠墙的一端,至少有一侧避免受“敌”,墙也是防止背后进攻的依托,另外,这一侧至少可以相对安静,如果你把脸转过去对墙,这时脸上的表情就可以成为“相对隐私”。也因此,号子里的“一号人物”一般选择靠墙的一端安铺,而二号人物一般贴着他睡。空间距离反映的是心理距离,能挨着一号人物身侧安铺,是一种荣耀,就像主席台上挨着毛主席就坐,也便于得到一号人物的保护,当然更重要的,表现的是对一号人物的忠诚和护卫。
  入狱当天,我自然是不明白这些奥妙的,甚至我也未体会出张新良的用心,我以为他的安排,都是自然而然的。直到几天之后,老狐狸陈济仓给我讲了号子里的许多规矩,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铺位无意中安放的位置,从此在11号监仓创设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一号人物睡大铺一端,睡大铺另一端的,肯定就是二号人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罪犯,人来人往,11号里后来发生的系列“权力争夺战”,莫不围绕这大铺两端的象征权力的位置而展开。此是后话。
  当天我还学到的,是另外的知识。
  入睡前,刘军过来问我提审时抽烟没有,我说抽啦,是刘中亚给的。刘军问我为什么不多要几支带进来给大家抽?我说不懂。刘军告诉我,“咱11号已经断火二十多天了”,并用威
胁的语气告诉我:“今天你本来有一次为11号“立功”做贡献的机会,可是你太愚蠢,没有为大家做出贡献。”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若放在别的监仓,我从皮肉到骨头,都将有一次“痛快”的洗礼!田金占接着给我讲了种种藏烟的方法,一种是塞在衣领里,一种是塞在鞋垫下,另一种是塞在内裤里,放在睾丸旁,武警搜身时摸裤裆也不一定摸得到。更安全的方法,是把烟剥成烟丝,直接放在衣服的夹层内。
  最后刘军命令我,今后一段时间,你出去提审的机会多,咱11号的烟就靠在你身上了。我问了一句,没有火怎么抽烟?
  陈济仓说,这你放心,我们有的是办法。
  我头放在靠墙的一侧,脚伸在床栏那头,左边是囚室的墙壁,右边是另一个犯人。房顶的灯泡发出昏暗微弱的光线,照着安静的囚室。
  我的心情也很安静。
  我把脸朝向墙的一侧,准备入睡。
  我的三边都没有“敌人”靠近,只有背后有危险,可我用背把它屏蔽了。至少我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空间。
  我甚至笑了一下。觉得能在这个神奇的地方睡觉,真是人生的奇遇。仿佛冥冥之中,早会有这么一天似的。那就安心睡吧。
  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那年七月十日,当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潜回故乡时,我的心情比那个雨日更加潮湿。走出汽车站,我的双目从雨伞下热切张望。还是那个小城,还是那几条街道,两侧还是那一幢幢我所熟悉的楼房。但一种怪异的感觉袭上心头。
  楼房似乎更灰暗、更矮小了,街道似乎更狭窄、更破旧了。法国梧桐的落叶,在风雨之中更增添了几分伤感与破败荒凉。
  令我感到突兀的是,我走出车站碰见的第一个熟人,他向我说的第一件事,居然是“6。26”车祸。我明白他的心理轨迹:看见我,想到公共汽车,然后自然想到不久前的那次车祸。于是他省略了联想的过程而直接说出结果。
  “你知道吗?前几天翻车,死了三十二个人!”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他当然不是小说家。他不是故意制造荒诞,因为他本身就是荒诞。他向我描述了那场车祸。据说当时几乎满城恸哭。
  令我吃惊的是,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事,在这里还不如“6。26”车祸的影响大。也许只有“6。26”车祸那种当场诉诸死亡的恐怖情景,才会给我的父老乡亲们造成长久的震撼。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6月26日在我的故乡发生、并导致32人死亡的惨案不会引起我震惊。
  我只是说,我与我的老乡们还处在不同的心理现场。现在与我同时关在11号监仓的陈济仓,正是“6。26车祸”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有一天,我、张新良、陈济仓坐在11号的大铺上,搬着手指细数每个犯人手上的人命。6号的刘双喜杀死两人,伤三人;5号的xx杀死一人;2号的xx杀死一人,伤一人;12号的xx重伤一人。我说咱11号谁也没有杀过人。陈济仓突然说,这个监狱里的杀人状元就在咱11号关着呢!见众人不解,陈济仓自豪地说:“我一次就杀了三十二个!”
  发生车祸的当天,陈就被依法拘留。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期是七年。陈济仓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此,陈本人有充分心理准备,他常说:“咱手下有32条人命,但杀不了头。七年,肯定是七年。”他说:“七年算什么?我到了劳改场还不是开车?区别只是不领工资了。”每次看见管教干警,陈都要问:“没听说啥时候送我去劳改场开车?”好像他在向人事科长要求新调一个工作单位一样。
  相对于这间十二平米的黑牢,劳改场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不管是莲花山砸石子,崔家沟煤矿挖煤,还是到“五号信箱”烧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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