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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戴戒具的期限，都有具体规定。有意思的是，越是轻型戒具使用的时间越短，短到“编外戒具”麻绳时，甚至要以分来计算了，因为被绑得和粽子一样的上半身，血液超过一个小时不循环，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相反，越是重型戒具，越可以长时间使用，如脚镣的加戴期限以日来计算，可以是15日、30日、甚至可以是365日。我见过囚犯加戴脚镣，最短的也是15日，动辄1个月、3个月是很正常的。被宣布死刑的囚犯从宣布死刑判决之日起就无限期戴上脚镣、直到被绑赴刑场，不论时间长短的。这次付海滨他们4人同时加戴戒具的期限就是3个月。张新良告诉我，曾经有全号子囚犯同时加戴戒具以至放风时无人提马桶的。我问那马桶怎么办？张没有直接告诉我，但他说监狱里的人，办法多得很，这点事还能把人难住？后来，当11号监室在叶振仓指挥下痛打刚关进来的惯偷田小利、田在放风时突然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使叶振仓最终戴上脚镣时，我才大开眼界。
脚镣的厉害不在脚镣本身而在铁与肉的关系，一边是铁一边是肉，铁是中环城路赵麻子铁匠铺子炉火上用生铁淬火打出来的铸铁，肉是囚犯们脚脖子上缺乏锻炼缺乏阳光缺乏营养十分苍白的细皮嫩肉，这样的铁与如此的肉，就成为一个好故事必不可少的元素。解决办法是，叶振仓刚拖着脚镣回到囚室，立即就有刘阳明等人围上去，把一件衣服撕烂，用细布条把箍在脚脖子上的镣箍，细心的包裹起来，把铁与肉的“亲密接触”，替代为布与肉的“传统接触”，这样以来，在未来30天内，叶的脚脖子就不必担心被粗糙的铸铁磨得血肉模糊了。接着，他们又给叶“制造”了一条布绳，这条布绳的作用是，一头栓住脚镣，一头抓在手里，当叶走路时，他就用手提着脚镣，使它悬在空中，把走路时脚镣与地面的摩擦替代为脚镣与空气的摩擦，有效减少阻力，这样就不必拖着地上沉重的脚镣，行动就方便多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可以再给叶制造一条腰带，他把提在手里的绳子往腰带上一栓，这样他的双手也解放啦，除过总是不停的发出哗啦声外，脚镣好象已经不存在了。在从事蹲着吃饭、站在马桶边撒尿、去厕所大便这些重要活动时，脚镣也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不便。
另我真正开眼界的，是他在晚上时，可以从容地把裤子脱下来睡觉。其实也很简单：先把一边的裤腿从铁箍与脚脖子之间的夹缝中一点一点的退出来，等完全退出后，再把脱下来的裤腿从铁
箍与脚脖子之间拉回来，这样就脱掉一边了；如法炮制，另一边裤腿也可以完全脱掉。读者也可能会置疑这样费劲脱裤子的必要性，真可谓“脱裤子放屁”。其实不然，穿着衣服睡觉与脱掉衣服睡觉的感觉差别，与穿着裤子放屁和脱掉裤子放屁的效果岂可同日而语！最主要的是时间，我在前边已经反复强调过——监狱唯一富裕的就是时间，是大量过剩的时间，囚犯必须运用自己和自由人相反的思维，调动聪明才智，找到可以把时间消费掉的方法。把裤子从戴着脚镣的腿上脱下来，就是方法之一。为此，我们还要把衣服从戴着腿铐、臂铐的身上脱下来；甚至在冬天，我们还要把棉衣棉裤从戴着戒具的身上脱下来，时间越长越好；如果麻绳捆绑过夜，我们宁愿尝试把衣服从绑得和粽子一样的身上向下脱，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衣服脱下来不但成功消费掉了今天的时间，还以“按揭”方式消费了明天的时间——明天得用相同的时间和相反的流程把衣服再穿回去；它不但消费了加戴戒具者的时间，也消费了囚室全体囚犯的时间，衣服脱与穿固然是集体劳动，就是在旁边袖手围观，也是相当不错的娱乐项目。
我现在应该介绍脚镣如何“砸”了。因为箍在脚脖子上的铁箍，是两个半月形的，两个半月形合起来，才能完全包围住脚脖子。在半月形的结合部位留着圆孔，为了把脚镣加戴到身上，每个铁箍就必须用两颗铆钉。铆钉穿进孔里，两头长出不少，一头垫在铁砧子上，另一头用八磅铁锤使劲砸，直到把两边砸平整、砸出两个钉帽。这就是所谓的“砸脚镣”。期限届满，管教把戴镣人提出号子，再用铁锤和凿子把铆钉的盖子一点一点打掉，就可以解开脚镣了。我还必须说明的是，即便是用这样极端的方法禁锢身体自由，囚犯仍然有办法自己解除脚镣，恢复身体自由。这就是“剜脚镣”，用铁钉、筷子或任何东西剜掉铆钉的帽子，自行打开脚镣。这不是简单工作，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十天……总有把钉帽剜掉的时候，就像生命的种子总有办法破土而出。脚镣打开后，放风时再把它绑在身上，管教不注意看一般是发现不了的，放风结束回到号子就拿下来放在一边。如果被发现了，那就等着绑一绳好了！或脚镣手铐同时加戴。囚犯总是一边剜钉帽一边豪气的说：“戴吧，老子脚镣都敢戴还怕再戴上手铐！”如果运气好能骗到脚镣解除的那一天，就把铆钉胡乱放上去设法闯过最后一关。
脚镣以金属的冷酷强调了专制与自由的二元对立，并且以最简单的艺术手法把专制与自由的冲突典型化。我在监狱的第二件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尝试脚镣的味道。
第二十四章：高墙内外：我父亲的1989
1989年，一道墙把我和父亲隔在两边，我在高墙内，我的父亲在高墙外。高墙以内，我笑容满面，爱狱如家，吃饭香睡觉更香，但高墙之外的父亲如何，我却无法知道。刘军告诉我，人在监狱关久了，再看见街道上的人走路，觉得就像是在冰上滑行，至于看见骑行的自行车则觉得像是在空中飞翔啦，真可谓下雪时如果“黄狗身上白”，则“白狗身上肿”。我觉得很惊奇。其他囚犯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出去宣布逮捕、或者被提到县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大会绳捆索绑公开逮捕时，也有机会发现这种奇特的视觉现象。但大家都不明白原因，只能啧啧称奇。我回忆起1987年秋天我南下海南岛时，经过几天几夜连续的车船劳顿，当我终于在海口的新港码头上岸时，发现眼前静态的景物仍然在移动。我据此推测，长期在囚室面对静止的东西，眼睛的视觉神经发生退化，无法准确识别双脚的移动节奏，误以为是连续的匀速运动，也就是像在滑行，至于真正滑行的自行车，因为速度快，在已经退化的视觉神经那里，简直就像是在飞啦。这是我的“生理退化假说”，能否成立，现在仍有待科学家去进一步验证，这里我暂不作结论。
入狱两个月后，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观赏行人在街道滑行的美妙感觉。
读者朋友应该还能记得我在前边的介绍，连接街道与监狱的，有一条50米长的胡同，胡同两侧一边是县人民医院，另一边是县公安局。从街道进入胡同，沿公安局和医院之间走进去，首先进入一个铁门，铁门里是县武警中队，经武警中队院子再进入左手边的另一个院子，才是监狱。这天上午管教把我提出囚室，戴上手铐，押出监狱大门交给专案组后，周胜利说：“今天带你到公安局去审。”管教走开后，周赶紧对我说：“今天让你的家人见一下你。我们走出去时，你姑父等人会站在公安局对面、也就是邮局门口，咱们假装是碰巧遇见他们了，就让他们顺便见一下
你。为了不让他们见到你时心理难过，在路上我就不给你戴手铐了，但你自己一定要懂事啊！绝对不能谈任何涉及案情的话！”他在结尾时，加重了表达的语气。
见周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当然知道自己必须懂事，不能惹出乱子陷他于被动。我说：“非常感谢！我保证配合你们，不惹麻烦。”之后，他就和小杨两人一左一右贴身押送我出了监狱，来到武警院子，一出武警中队的大铁门，虽然我的身体在周、杨二位警察先生的贴身紧逼下，显得局促、狼狈，但我目光却以光的速度，自由地穿过50米长的胡同，一下子来到我熟悉的大街上，来到自由的街道，来到供人们自由行走的街道。就是这时，我看见街道上的人们，像溜冰一样在胡同口滑行，或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一闪而过。我记得我把这种新奇的视觉体验告诉了周胜利，他不置可否。
遗憾的是，直到快走到胡同口、即将拐进公安局大门时，我也没有发现我的亲人们的身影，在那么多来来去去滑行的身影中，我甚至没有发现一个其他熟悉的人，这令我惊奇不已。我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拐进公安局大院。
我被带到第一次抓捕时的公安局二楼那间房子里。
看来周胜利今天根本就没打算审讯我。他和小杨坐在那里，桌上没有纸笔，也没有提问的提纲，甚至没有提问的思路，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瞎扯。今天是礼拜天，公安局大楼里是空的，显得很安静。我意识到今天可能是他专门安排我和家里人见面的。闲扯了一会儿，我告诉周胜利，我从窗户看见我姑父在邮局门口。周说是吗，我去看看。说着他就起身出去了，留下小杨一个人在看管我。几分钟后我就见到了我的父亲，这也是我和父亲各自在一生中与对方最特殊的一次相见。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儿子，一边是退休的共产党干部，一边是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阶下囚。
周胜利推开门，我就看见我父亲和我姑父走进来，后边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也就是姑父的长子等人。我连忙站起来，笑着，以主人的姿态对他们一群人说：“哈哈，你们怎么都来啦？欢迎欢迎，请坐！”
我镇定自若、轻松自如的样子，一定令他们感到意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但久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