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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视协和团市委、广播电视学会等一些部门团体分别举行《孽债》研讨会，对《孽债》在上海引起的轰动展开热烈讨论。
与会者认为，《孽债》之所以轰动上海，一是因为拍得真实，展现了上海人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与前一阵出现的一些都市言情片、商战片的浮华虚假形成了对比。二是因为此片呼唤真情，这适应了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们的心理需求。三是此片描写了令人关注的人物命运，出情出戏，比较好看。
讨论会上也对《孽债》的某些不足提出了意见，如几户人家在接纳这些知青子女时显得有些犹豫有些难堪，心理反应形式有点单一。又如对几位知青当年抛弃子女的生活过于淡化，使有些观众感到难以理解。对于上海话的运用，大家在肯定其尝试成功的基础上，也提出了需要过滤个别粗俗的切口的意见。
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位记者，则以“母子情深”为题，报道了演员吴竞和云南小演员罗振华的一段“戏外戏”：在剧中扮演母亲的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吴竞（剧中杨绍荃的扮演者），真的认云南哈尼族孩子罗振华（饰杨绍荃的儿子安永辉）为儿子，关心他的成长，成为一段佳话。属牛的吴竞显然对这个“儿子”情有独钟，谈起此事，一口一个“阿拉伲子”、“阿拉伲子”，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吴竞说：罗振华今年15岁，是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普通初中学生，虽从未演过戏，但小振华纯朴、有灵气、有感情，在一起拍摄《孽债》的时光，成了他俩感情交流的好机会。“不知怎么搞的，我真的喜欢上小振华了。”在云南拍戏时，吴竞又特地拜访了小振华的父母，在父母面前，小振华也甜甜地叫吴竞为“上海阿姨”。在《孽债》拍摄完直到如今，吴竞和小振华还经常有书信来往，俨然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母子。
至于社会上借《孽债》这个题目，引发的种种话题，更是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诸如：虹口区法院和“肯德基”联手，请来《孽债》中的三位云南小演员，开展了“同龄说《孽债》，同心话未来”的活动，在联欢的同时，设立了“青少年保护中心”，给回沪知青子女更多的关爱。
由《孽债》引发的故事（3）
港商在大陆包二奶，也被报纸以“一个男人几个家，《孽债》增多”加以报道。连美国名演员施瓦辛格被私生女告状一案，也被称作外国“孽债”，而众多嫁给回城知青的女性，看完《孽债》，纷纷以各种玩笑的形式，盘问今天的丈夫，有没有“孽债”，有的话快点从实招来。一时成为各种场合的趣谈延续良久。
出版《叶辛文集》十卷本的南京，则在《孽债》播完之后，在江苏电视台二套节目中，
重播了我的另两部代表作《蹉跎岁月》和《家教》，受到观众欢迎。
《孽债》引发的话题、趣闻和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播出多年后，仍在成为人们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勾起一个又一个当年插队的故事。就在我写这篇文字中间，我去北京怀柔参加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议，会后有半天的候机间隙，就和几位作家去了长城，陪同我们前去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袁晓丽，跑到我面前来，主动要求道：“叶老师，我能和你握个手吗？”随后她告诉我，看《孽债》那年，她还在初中读书，每天晚上看了电视，就要哭一阵。随后她由衷地说：“哎呀，今天我真没白来，能见到你，可太好了！”
望着她真挚的脸，我竟感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是啊，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众多读者和观众这样的回应，我还指望什么呢？
（2001年10月）
《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1）
写下这个题目，当年围绕《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似还历历在目。
在回忆这场有趣的争论之前，我想先讲一件与此有关的小事。今年春天，我收到“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王维周同志寄来的一篇论文：“《孽债》现象与语言立法”。
这是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作者寄给我的仅仅只是中篇第五节及以下的部分内容。他从
沪语版电视连续剧《孽债》讲起，讲到《孽债》现象，讲到《孽债》与方言的关系，继而探讨了方言与文化，方言会不会长期存在等等语言学上的问题。我饶有兴味地读了这些文字，觉得作者的研究和探讨很有意思，不但对语言专家会有启示，就是对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于《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其实在“对于《孽债》的批评”这篇文章里，我已提及一二。记得，沪语版《孽债》刚在北京播出，就有人说：“同这部长达20集的连续剧在上海播放时曾出现万人空巷的火暴局面，创下了电视剧收视率最高记录相比，北京的观众反应比较温和，其间的重要原因是听不懂上海方言。”许多北京人说，上海话“阿拉阿拉”的像外语，一句都听不懂，虽说下面有字幕，可效果毕竟不一样，让人干着急。还有的北京人对用方言来表现上海人生活的“原汁原味”不以为然。他们举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外国电影一律用普通话配音，却不会让人感到不是原汁原味。
在中央电视台决定播出普通话版的《孽债》时，天津《今晚报》特地报道：《孽债》虽好，沪语难懂，此是非吴语地区观众看沪语版《孽债》之憾。为此，上海电视台求索制作社赶制了普通话版，3月底完成，中央电视台将从4月12日起，在第3套节目8点档黄金时间向全国播放《孽债》普通话版，以后还将在5频道播放。
北京、天津两地区的观众反映，在其他地区的观众中也有同感。可以说，在不讲上海话和听不懂沪语的省市的报纸版面上，几乎都有类似的批评意见。可能也正是这种批评来得较为普遍和直率，剧组听到了这一反映，及时制作出了普通话版，供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省区台选用。
但是，看过普通话版的上海观众，则普遍反映普通话版不如沪语版生动、过瘾。导演黄蜀芹在报纸上专门就此介绍说：“以往，沪语出现在影视中只是偶尔说几句，点缀一下，大规模地采用沪语这次还是首次，目的是想表现上海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上海人的生存状态，甚至原生状态。演员们经过一周的努力才渐渐适应，而且兴趣越演越浓。运用上海话，还帮助演员更真实准确地找到感觉。《孽债》中的演员表演几乎个个到位，这与运用上海话有关。”
在上海，沪语版《孽债》得到的是一片赞誉之声，有人说：“听《孽债》中上海人的满口上海话，不禁想起六十年代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及《满意不满意》，这两部以沪语为主的方言喜剧片，后来也制作了普通话版本，两种版本我都看过，感到沪语版的艺术感染力要强一些。这次《孽债》用沪语，又有新的突破，效果更佳。”
还有人反映说：“目前使用居多的‘沪语版’引发了一股学说上海话热。而沪语的使用，使不少渴望了解上海的外地观众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连上海本地33家外资银行的不少人也都希望通过此剧学说上海话，以求商战中的不时之需，外地观众学说上海话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孽债》沪语版的意外收获了。
还有报纸以“赞浦东阿奶”为题，专门评说了这一剧中并非主要人物的老人，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利用了上海话的优势，活龙活现地演出一位真正的上海市井老太。
上海的《采风》杂志，在沪语版引发争论的高潮中，在1995年第4期上，做了一栏“热门话题”——从《孽债》看上海话的魅力。
编者说：电视连续剧《孽债》在上海播出后，其轰动程度是惊人的，远远超出当时的《渴望》与《编辑部的故事》。关于《孽债》的讨论，一些报刊已有刊载，本刊从语言民俗学的角度邀请各界人士对《孽债》进行探讨。
俞亮鑫（《新民晚报》记者）说：我记得要搞沪语影视片是三年前由谢晋提出来的。当时谢晋提出后，很多名作家提出反对意见，感觉不美，以为沪语只能达到滑稽戏水平，而滑稽戏只能拍出轻喜剧，插科打诨，不大可能拍出上乘的东西。当时觉得要拍上海的母语片，语言是个关键，上海的语言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真正体现出沪语魅力的作品倒是《孽债》，《孽债》为了生活化，是用语言的陌生来展现环境的陌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这次《孽债》成功我有几点感想：首先，剧中许多话如用普通话讲，上海演员就有装腔作势之嫌。现在是原生态的东西，沪语的间接效果使演员拍到后来，自己有了创作欲。演员真正进入了状态，并且是愈演愈有劲。其次，使用上海话关键是能否将剧中本身的主题及人物行动表现得恰如其分。大规模使用，《孽债》属首次，这将对以后上海影片的走向很有影响。语言表现的好坏不在于语言本身的形式，而更在于真实性。剧中许多话只能用原汁原味的沪语讲出来，才能有魅力和韵味。
《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2）
《孽债》用沪语表现人物性格是非常传神，非他莫属的。如吴冕演的角色有句话：“侬哪能放心得下啊？”表现出其善良的特性；还有马老板的那句：“侬放只码头给我跳跳，我也拎得清。”非常符合他的身份，用普通话就难以达到好的效果。
葛明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滑稽王小毛”编导）说：看了《孽债》，最令我开心的就是大量运用了沪语。普通话在上海推广失败，是因为上海人讲上海话的根基很
深，但为何在文艺领域里人们反对用沪语，我觉得可能是滑稽戏作为舞台艺术没有弄好的缘故。
电视剧《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