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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罗盖特（Pe－dteROqllene）监狱。在这个监狱实行分格式监禁，这在法国还属首创。
此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直接出自监狱的出版物。有的是由诸如阿佩尔（APPert）的慈善家写的，有的是由稍后的“专家”编写的（如《慈善事业年鉴》），有的则是由获释的犯人编写的。在复辟末期有《穷雅克》，在七月王朝初有《圣佩拉吉报》。
不应把监狱看成只是间歇地被改革运动所撼动的、死气沉沉的制度。“监狱理论”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操作指令，是监狱运作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对它的偶尔批评。监狱一直是一个活跃的领域。在这里，方案、建议、实验、理论、亲历见证和调查层出不穷。监狱制度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辩论的焦点。那么，监狱还是一个黑暗的，被遗弃的领域吗？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已不再这样说了。但这足以证明它不是这个样子吗？在变成一种合法的惩罚手段后，它使得关于惩罚权的古老的法律一政治问题又增添了围绕着改造个人的技术的各种问题和讨论。
巴尔塔尔把监狱称作“彻底而严厉的制度”（Baltard，1829）。在若干方面，监狱必须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首先，它必须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负起全面责任。学校、工厂和军队都只涉及某些方面的专业化，而监狱远远超过它们，是一种“全面规训”的机构。其次，监狱没有任何外界干扰，也没有任何内部断裂。直到它的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它不可能被打断。它对人的压力也不应被打断。它实行的是一种不停顿的纪律。最后，它对犯人施展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它具有压迫和惩罚的内在机制，实行一种专制纪律。它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在其他规训机制中也能看到的各种做法。它应该是能够最强有力地迫使邪恶者洗心革面的机制。它的行动方式是强制实施一种全面的教育：“在监狱中，政府可以任意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和任意处置他们的时间；由此人们可知这种教育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它可以不仅在一天之内，而且在连续的岁月里管制起床和睡觉、活动和休息的时间，吃饭的次数和时间，食品的质量和份额，劳动的性质和产品，祈祷的时间，语言的使用，甚至思想的使用。总之，这种教育就是简单地控制着肉体在餐厅到车间再到囚室之间的运动，甚至在休息时也是如此。它决定时间的使用，时间表。简言之，这种教育占据了整个的人，占据了人的全部体力和道德能力，占据了人的全部时间”（I－uca。，11，123一124）。这种彻底的“教养制度”建立了一种生存记录。它既不同于纯粹法律上的剥夺自由，也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时代的改革者所设想的简单的训诫机制。
1．监狱的首要原则是隔离。使犯人与外部世界、与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与促成犯罪的集团隔离开，使犯人彼此隔离。刑罚不仅应该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应该使犯人个人化（有两种方式）。首先，监狱应该被设计成本身就能消除由于将不同的犯人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所产生的有害后果，能够消灭阴谋和造反，防止将来（在犯人获释后）形成受胁迫的集团关系，应该成为许多“神秘组织”的道德败坏行为的一个障碍。总之，监狱应该把它所集中起来的坏人变成一批相同的和相互依赖的人：“这个时刻在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罪犯社会。……他们在一个大民族中组成了一个小民族。这些人几乎全部在监狱中见过面或几次相见。我们现在必须打散这个社会的成员”（托克维尔《致议会的报告》，转引自Beaumont＆Tocqueville，392一393）。其次，单独囚禁能够使人反省，随后肯定会产生悔恨。因此单独囚禁是一种积极的改造手段：“使犯人陷入孤独，他就会反省。由于他单独面对自己的罪行，他就会逐渐痛恨这一罪行。如果他的灵魂还没有被邪恶棍灭，那么在孤独状态中悔恨就会来侵扰他”（Beaumont＆Tocqueville，109）。单独囚禁能够实现某种刑罚的自我调节，能够造成一种惩罚的自动个人化：越是有反省能力的犯人，越易于犯罪。但是，他越易于悔恨，单独囚禁对于他就越痛苦。然而，当他真心痛改前非后，孤独就不再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了。“因此，根据这种令人赞叹的规训方法，每一种理智和每一种道德本身都具有一种惩罚的原则和尺度，它的失误和人的错误并不能改变事物的确定性和永恒不变的公平。……这不的确像是一种神圣正义的标志吗？”（Aylies，132一133）。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隔离犯人能够保障以最大的强度来对他们使用权力，这种权力将不会被任何其它影响颠覆。隔离是实现彻底服从的首要条件。夏尔·卢卡（Charlesl。＂oas）在谈到狱长、训导员、牧师和其他“慈善人员”对被隔离的犯人的作用时说：“不难想像人们的言语介入可怕的沉默惩戒时对心灵，对人的力量”（Ioas，I，167）。隔离造成了犯人与施加于他的权力之间的亲密交流。
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关于美国两种监禁制度即奥本（Auburn）和费城的监禁制度的争论。实际上，这场影响广泛、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仅集中于应该以何种方式实行隔离，而隔离则是为各方都接受的。
奥本模式规定，夜间使用单人囚室，白天劳动和进餐都在一起，但要保持绝对安静，犯人只能在得到看守的同意后小声地与看守说话。这显然是模仿修道院模式，也是模仿工厂的纪律。监狱应该是一个严格符合下列标准的微观社会：每个人的道德生活都是隔绝的，他们组成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彼此没有横向联系，只能上下沟通。奥本制度的鼓吹者认为，它的优点在于，它是社会本身的一个复制品。它的强制性的保障是物质手段，但首先是一种人们必须学会遵从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的保障是监视与惩罚。对待犯人，与其“像对待笼中的野兽那样用镇和钥匙”来控制，不如把他们集中起来，“用有益的活动把他们聚在一起，强迫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活跃的监视来防止道德污染，通过沉默的统治来维持犯人的反省。”这种统治使犯人习惯于“把法律视为神圣的戒律，违反它将导致公正合理的惩戒”（Mittermaier，载《法国人和外国人的立法规》，1836）。因此，这种隔离、不准交流的集中以及由不间断的监督所保证的法律的实施，应该把犯人恢复为社会的人。这种操作应把犯人训练得适应“有益而顺从的活动”（Gasparin）。它应使犯人恢复“友好交往的习惯”（Beaumont＆Tocqueville，112）。
在费城监狱实行的是绝对隔离。按照人们的设想，使犯人获得新生的不是某种习惯法的运用，而是个人与自己良心的关系。（7）“犯人被单独关在囚室里，他被交给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之中，他情欲俱灭而沉浸于自己的良心。他扪心自问，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绝不会彻底纸灭的天良在觉醒”（《经济学家杂志》，11，1842）。因此，对于犯人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对法律的尊重或对惩罚的恐惧，还有良心本身。这是一种深刻的征服，而不是一种表面的驯服；这是一种“道德”的转变，而不是态度的转变。在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唯一的教养改造机制是良心和它所面对的沉默的建筑。在樱桃山（CherryHil！）监狱，“高墙就是对犯罪的惩罚。单人囚室使犯人与自己对质。他被迫倾听自己的良心说话。”因此，在那里劳动更具有慰藉性质而不是义务。巡视员不必使用强力——这是由事物的物质性决定的——因而他们的权威也会被承认：“在每次巡视时，这张可信赖的嘴里就会吐出一些仁慈的言语，使犯人由衷地产生感激、希望和慰藉。犯人爱戴着守，这是因为看守是耐心的和通情达理的。高墙是可怕的，但人是好的”（Blouet）。在这种封闭的囚室里，在这种人间坟墓中，复活新生的迷思（myth）很容易产生。在黑夜和沉寂之后，就将是新的生活。奥本是还原为基本要素的社会。樱桃山则是死而复生之地。天主教很快就把公谊会的这种技术吸收进自己的话语中。“我看你的囚室无异于一个可怕的坟墓。不是蛆虫，而是悔恨与绝望在啮蚀你，把你提前打入地狱。然而，……它对于一个读神的犯人是一个坟墓，一个可惜的理骨瓮，但对于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犯人则是幸福永生的摇篮。”
由这两种模式的对立产生了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宗教争论（信仰转变应该是教养的主要因素吗？）、医学争论（彻底隔离会使犯人精神失常吗？）、经济方面争论（哪种方法花费更少？）、建筑学和行政管理方面争论（哪种形式能保证实现最充分的监督？）o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这场争论旷日持久的原因。但是，争论的核心，也是争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这种“监狱”机构的主要宗旨：通过中断所有不受权力当局监视的或不按等级排列的关系，强制地实行个人化。
2“除用餐外，工作伴随着犯人直到晚祈祷。然后一次新的睡眠使他有一个不受任何胡思乱想干扰的愉快休息。每周六天时间就这样度过。继之而来的一天完全用于祈祷、受训和有益身心的冥思。每周、每月、每年就这样度过。犯人在刚进来时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或对自己的反常执迷不悟、要用各种恶习毁灭自己的人。然后，他会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开始纳粹是外在的，但很快就变成第二天性。他会熟悉工作并享受工作的乐趣。如果明智的教育能使他的灵魂深感悔恨，那么当他最终恢复自由时，他会更坚定地面对各种诱惑”（JUliUS，417一418）。工作同隔离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