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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应有章可循，依罪量刑，死刑只应用于杀人犯，违反人道的酷刑应予废除。”这是1789年掌更大臣对关于酷刑和处决的请愿书中的普遍立场的概括（见Seligman以及Des
一如rdn，13一20）。在18世纪后半期，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愈益增多。这种抗议出自哲学家和法律学家，律师和法官，立法议员以及民间请愿书。与此不同的惩罚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主与犯人之间的实力较量应该终止了，君主的报复与民众被遏止的愤怒通过受刑者与刽子手的中介而展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应该结束了。公开处决很快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了。就权力方面而言，公开处决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PetiondeVileneuve，641），因此它在颠覆权力。就受刑者方面而言，受刑者虽然已陷于绝望，但依然被指望能够赞美“显然已经抛弃他的苍天及其法官”（Boucherd’Argis，1781，125），因此，公开处决是十分可耻的。无论如何，因为它为国王暴力与民众暴力之间的较量提供了一个舞台，所以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君主权力在这种残暴竞赛中似乎没有看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它本身发出的，总有一天得由它自己来应付。它似乎已经习惯于“看着鲜血流淌”，而民众很快就会学会“血债只能用血来还”（I．ach6ze）。在这些成为许多相反力量的介入对象的仪式中，人们可以看到，武装的司法淫威与受威胁的民众的愤怒是相互交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nhdeMaistre）”认为这种联系包含着专制权力的基本机制之一：刽子手是君主与民众之间的齿轮，他所执行的死刑和在沼泽地修建圣彼得堡的农奴因瘟疫造成的死亡别无二致，这是一种普遍原则。死亡若出于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成为运用于一切人的法律，而每一个被消灭的肉体则成为国家的砖石。在此几乎谈不到有什么被害的无辜者。相反，18世纪的改革者认为，在这种危险的仪式化的暴力中，双方都超出了正当行使权力的范围。在他们看来，暴政面对着叛乱，二者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双重的危险。因此，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应该给予惩罚。
排除酷刑的惩罚，这种要求最先被提出来，因为它是出自内心的或者说是出于义愤的呼喊。即使是在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的，亦即他的“人性”。在19世纪，这个在罪犯身上发现的“人”将成为刑法干预的目标，改造的对象以及一系列“犯罪科学”和奇特的“教养”实践的领域。但是，在启蒙时代，将人与野蛮的公开处决对立起来，并不是实证知识的主题，而是一种法律限制，是惩罚权力的合法性界限。这里所说的不是为了改造人而必须实现的目标，而是为了尊重人而应该不加触动的东西。“不要动我”（Nonmetansere）”。这标志着君主报复的终结。改革者所确立的、用以反对断头台的专制的“人”也变成了一种“人的尺度”（manmeasure），但不是衡量万物的，而是衡量权力的。”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这种人的尺度是如何用来反对传统的惩罚实践呢？它是如何成为改革运动的重要道德证明呢？为什么人们会对酷刑怀有普遍的恐怖和强烈要求惩罚应该“人道”？换言之，在所有主张更仁慈的刑法制度的要求中，包含两个因素——“尺度”和“人道”，而这两个因素是如何结合在统一的战略中呢？这些因素十分必要但又十分不确定，既与以前一样搅动人心，又结合成同样暧昧的关系，因此，今天只要提出关于惩罚体制的问题，人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看来，18世纪的人揭示了这种体制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出了一个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但没有对这一原则规定明确的含义。这一法则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们必须描述这种扑朔迷离的“仁慈”的起源和早期状况。
人们对“伟大的改革者”怀有敬意。他们是贝卡里亚（Heccarla）、塞尔万（Servan）迪帕蒂（Dupaty）、拉克雷东尔（I．acretelle）、杜波尔（Duport）”、帕斯托雷（Pastoret）、塔尔热（Target）、帕尔加斯（Bergasse）、“陈情书”的作者以及制宪议会。他们将这种仁慈强加给法律机构，强加给18世纪末依然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仁慈的“古典”理论家（参见穆雅尔·德·沃格朗（MuyartdeVouglans〕反对贝卡里亚的论点（Muyart，176C）。
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改革置于历史学家最近通过研究司法档案所发现的那种历史过程中：18世纪刑罚的放宽过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双重运动。在这一时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减弱了，惩罚也相应地不那么激烈，但这是以更多的干预为代价的。人们注意到，实际上，从17世纪末，凶杀案以及一般的人身侵犯大幅度减少；对财产的侵犯似乎超过了暴力犯罪；偷窃和诈骗似乎超过了凶杀和斗殴；最贫困阶级的广泛而频繁的偶尔过失被有限但“熟练”的犯罪所取代；17世纪的罪犯是“历经苦难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容易冲动的季节性罪犯”，18世纪的罪犯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诡计多端”的罪犯（Chaunu，1962，236及1966，107一108）。最后一点是，犯罪的内部组织发生了变化。大型犯罪集团山、股的武装劫匪，袭击税务人员的走私集团、呼啸于乡间的遣散士兵或逃兵集团）趋向于解体。由于受到更有效的追捕，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被迫以更小的团体为单位，往往不超过五六个人，进行更鬼鬼祟祟的活动，更少地使用武力，尽量不冒流血的风险：“由于大的匪帮受到强力的摧毁或由于组织分裂，……这就给个人或很少超过四人的抢劫和偷盗小集团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留下了自由天地”。犯罪的普遍潮流从攻击人身转移到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攫取财物，从“群众性犯罪”转向“边际犯罪”（marginalcrlmlna－lity），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专业人员的禁地。看起来，似乎有一种逐渐下降的趋势——“人际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减弱，……
对暴力冲动的控制在加强”，而且似乎非法活动本身就放松了对人身的占有，转向其他目标。早在惩罚变得不那么严峻以前，犯罪就变得没有那么暴烈了。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独立于若干基本的历史进程。正如肖努（P．Chaunu）指出的，第一种进程是经济压力的变化，生活水准的普遍提升，人口的膨胀，财富和私有财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安全的需求”（Chaunu，1971，56）。其次，通观18世纪，人们会看到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严峻了。在英国，19世纪初的223种死罪中，有156种是在前一百年内增添的（Buxton，XXXIX）。在法国，自17世纪起，关于流浪罪的立法修订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严峻了、执法更严密了，对以往许多从宽处理的小过失都严加追究。“在18世纪，法律对于偷窃变得更加冷峻、沉重和严酷，因为偷窃发生得愈益频繁，所以此时的法律以资产阶级的阶级司法面孔来对待偷窃。”’2‘在法国，尤其在巴黎，遏止有组织的公开犯罪的治安机关迅速发展，从而使犯罪转向更分散的形式。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应提到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犯罪有一种持续不变的危险的增长趋势。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大型犯罪集团在减少，而当时的勒特罗涅认为他们在法国乡村活动猖獗，就如一群群蝗虫：“这些努餐的害虫每天在糟蹋农夫用以维生的粮食。他们是散布在大地表面的地地道道的敌军，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占领国里那样胡作非为，名义上要求施舍，实际上强行摊派。”他们使贫苦农民承担比捐税更重的负担，富裕农民则要付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多数观察家认为，犯罪在增长。这些观察家中当然有些人是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有些人则认为，在使用暴力方面受到较多限制的法律将会更加有效，更不必担心造成的后果（见DuPaty，247）。观察家中还有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抱怨身陷纷至沓来的审判之中：“民众的苦难和道德的败坏使犯罪数量和罪犯数量都增加了”（1768年8月2日，图尔涅尔（Tour－nellej法庭一名法官致国王的信，转引自Farge，66）。总之，法院的实际活动显示，犯罪在增长。“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已经能够预感到革命和帝国时代的来临了。在1782年一1789年的审判中，人们会感受到愈益紧张的气氛。在审判中，对待穷人更加严厉，有一种无视证据的默契，相互的不信任、仇恨和恐惧都在增加”（Chaunu，1966，108）。
实际上，从流血的犯罪转向诈骗犯罪，是完整复杂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包括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在司法和道德方面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更严格的监视手段，居民的划分愈益精细，寻找和获得信息的技术愈益有效。因此，非法活动中的变化是与惩罚活动的扩展和改进相互关联的。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态度变化，亦即“属于精神和潜意识领域的变化”呢？（这是莫让桑〔Mogensen〕的说法。）也许是。但更肯定地和更直接地说，这是竭力调整塑造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权力机制的努力，是那种监督人们的日常行为、身份、活动以及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姿态的机制的调整与改进，是应付居民的各种复杂实体和力量的另一种策略。毫无疑问，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的人性的尊重——甚至在处决不那么重要的罪犯时依然经常使用酷刑，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经过一个周期性过程，通向暴力犯罪的起点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