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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的盘子粘好。可是，他们之中谁又能继续安心“工作”下去呢。他们的小伙伴从院子里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儿来了个极为奇怪的叔叔，他昨天看了莫斯科的‘狄纳莫’队和奥地利的‘拉比德’队的球赛，他知道所有著名的苏联足球选手的身世，而且与捷勉膺叶夫和西姆良是朋友。只是如果维契卡不去，他就什么也不愿讲。这只是因为维契卡昨天早上在院子里玩过，你看，这么一个怪人！”
就这样，查清了有关神秘的黑色轿车的初步情况。
但是，这辆汽车是来找谁的呢？于是科斯加顺便拜访了院里的各个住户：很可能会有某个汽车司机顺便乘车回家吃饭；或者汽车是某个住户的；也可能是某人从车站回来；要不然就是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的。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必须在所去的地方都至少碰上一个星期五早晨在家里的主妇，帮助她清楚地回忆起那天早晨的一切事情，并且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这时，科斯加发现，自己每次都非常害怕听人提起关于黑色轿车来过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此，他好像在每一所住宅里都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黑色轿车的重要性正不断地增长着，只是还未成事实。直到在最后一所住宅里的谈话结束，黑色轿车才终于变成了宝贵的事实，变成了特殊锁链上的一环，只是这个环节还不够坚固可靠：因为注意到这辆汽车的仅仅只有三个小孩儿，而且关于黑色轿车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若干次了。孩子们在不远的地方玩儿着，一见到他那穿着浅灰色便服的、戴着草帽的高大身影，就像对老朋友似地和他打招呼。
格朗宁在大门旁边停下来，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楼房。然后他走下人行道，甚至坐了下来，装作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其实却皱着眉头在端详对面楼房的窗户。
后来，他直起身子，将帽子向后脑勺一推，把一个熟识的小朋友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听我说，你这个出色的驯兽师，上次你曾经告诉我，你们的公馆就在那幢楼房里，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斯捷巴叔叔。”小孩儿摹仿他的语调回答说，“不过公馆是什么？是训练狗的地方，对吗？”
“啊，不是。”科斯加笑了笑，“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可是你为什么把我叫成‘斯捷巴叔叔’呢？”
“因为您的个子很高。”
“啊哈，是这么回事。那么告诉我，那些窗子不是你家的吗？”
“不是，那是七号的，我住在九号。”
“瞧，这些窗子呢？”
“那是八号的，是我们的邻居。”
“嗬，你辨别得还挺清楚。”科斯加称赞说，“那么那儿有谁早晨经常在家呢。”
“有薇拉。她这个月在第二班工作。还有克拉娃婶婶，她是薇拉的母亲，她哪儿也不去工作。”小孩非常乐意地回答问话，显然是因为受到了称赞。
“那么这个薇拉的父亲在工作吗？”
“父亲？不在，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就没有回来。克拉娃婶婶总是哭，我听见妈妈这么说：‘无耻的家伙，把家都扔了。’可是我想，家怎么能扔掉呢？这又不是一件东西，对不对？”
“对，小兄弟，这种事情我们是弄不明白的。”
“对了，我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吻了妈妈一下。”
“那么薇拉怎么样呢？她是共青团员吗？”
“怎么会不是呢？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孩子郑重其事地说，“她已经第二次参加选举了。在工厂里她又是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她，那次我哥哥别捷卡邀她跳舞，她拒绝了没有去，可是后来却和十四号房间的科里卡·索洛夫也夫一起去了。所以，从那个星期五起，我就不愿理她了。”
年轻的驯兽师还把其它引起科斯加兴趣的住户也同样详尽地叙述了一番。
科斯加道了谢，要他代向小狗列克斯问好，并劝他为了小狗的健康应该节省一些糖，然后就向对面的楼房走去。
在第七号寓所里所进行的冗长的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