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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棋来说，牺牲王后左前方的卒子，作为开局是最好不过的了。”科斯加终于说话了，他往椅背上一靠，舒适地伸了个懒腰，接着看看表，站起身来，穿上上衣，说道：“我到小卖部去一趟，再过半小时它就该关门了。我去拿一瓶水，你大概也饿了吧？那我再带几片夹肉面包来。”
谢尔盖刚想回答，电话铃就突然响了起来。“内部电话”一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闪过了这一念头。这就意味着，电话是刑侦局值班人员打来的，也就是说出了事故。
格朗宁作为组长，拿起了话筒，没过一秒钟，谢尔盖便根据他的面部表情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不等通话终了——其实总共也不过几句话——谢尔盖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披起上衣，迅速拉开了桌子的抽屉。那里放着预备好的手电筒和放大镜。
这时，格朗宁已打完了电话，匆匆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发生了凶杀案，入室抢劫，在我们的管区内，走吧……”
一辆大汽车，不时鸣着警笛，沿着灯光耀眼的繁华街道向前疾驰。这次，整个值勤工作组都出动了：几位侦查员、法医、特技科的检验员、摄影师、警犬教练员带着他的警犬。全体人员都聚精会神，默默无言。黑暗中只有烟头的火光在闪烁，还有法医的眼镜时而闪现出的反射光。“就像在战场上去执行战斗任务一样。”这感触在谢尔盖心中一闪而过，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上衣下面挂在腰带上的枪套和枪。
房主回家后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报案后，过了二十分钟，刑侦局的工作组到达了案发现场。
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了。除了他们之外，住宅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身材高大、宽肩膀的老头，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深蓝色的上装，白头发剪得短短的。另一个是穿着花连衣裙的金发姑娘。这个叫阿莫索夫的老人，由于流泪过多，双眼发红了。那姑娘心惊胆战地东张西望着，两颊在发烧。
从过厅里可以看见厨房。敞开的门通向饭厅。那里，在扔得到处都是的什物中间，躺着一具姑娘的尸体。
五分钟后，左托夫来了。
在给谢尔盖分配任务时，左托夫断断续续地说道：“开始工作吧，科尔舒诺夫。把检查饭厅的记录写好，等一会儿交给我。要记住：我们总是从茫无头绪的情况开始的。每件小东西都可能有重大的意义。要试着把许多细节联系起来，作出结论。”
于是，谢尔盖坐下来，面对着空白表格，开始全神贯注地考虑：怎样详细、准确、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地记下这里乱七八糟的一切。要写得让别人看了他的表格，就能正确而一目了然地想象出现场的一切情景。
谢尔盖觉得，在他刚刚仔细检查过的这间陌生而神秘的房间里，所有的物件都隐藏着尚未发现的犯罪的痕迹。就是他自己来到这里，而且在这样的时刻，也是件新奇而不平常的事。谢尔盖不时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不禁大为惊讶。在这里忙碌着的摄影师和法医的那种安详，那种像是处理日常工作似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使他感到奇怪。
他注意到：被害的姑娘穿着一件睡衣，长沙发上的被褥也还没有收拾好。“凶杀是在早晨发生的。”谢尔盖断定。他打算把他的设想和其它一些事实对照一番，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原来，并不那么简单。”谢尔盖怀着既懊丧又崇敬的心情想道。
阿莫索夫老人向房里走来，他畏畏缩缩地侧身而入，在门口停住脚步，无力地垂下双手。谢尔盖看见，他注视着受害者的眼光是那么痛苦而茫然，于是猜到了：死者是他的女儿。
有人在阿莫索夫的肩头上推了一下，说了声：“对不起。”随即轻轻地把他推到了一边。这人是科斯加。他走到谢尔盖身边，弯下腰附耳悄声说：“桑德列尔来了。正在讯问那姑娘。你这里怎么样了？”
“我这就弄完了。”
这时，他们看见阿莫索夫猛地转过身去，脸贴着墙，闷声痛哭起来。
谢尔盖凝视着高高的、略微有点伛偻的老人的身影，感觉到，自己紧握着钢笔的手痉挛地颤抖了起来，一股寒气透过了他的脊背。他听到了科斯加急促的呼吸声。谢尔盖再一次体验到，自战争结束以来已经陌生了的那种怒火，又在胸中燃烧起来：“什么人胆敢做出这样的事呢？”
一个工作人员探头向门里望了一眼，说道：“桑德列尔要看检查饭厅的记录，快送到对面房间去。”
谢尔盖赶快写完记录，在把它交给桑德列尔时，他不由自主地停留了一会儿，听了听对姑娘的讯问。她回答问题的语调显得过分诚恳和悲哀，谢尔盖好几次察觉到，她那双稍稍凸出的天蓝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他觉得这眼光是那么小心翼翼，仿佛隐瞒着什么，又仿佛在探问：“你们是不是在怀疑我？可千万别猜到什么呀。”
深夜三点多钟，工作组离开了现场。半小时后，在桑德列尔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样吧，同志们，我们来作一个初步总结。”桑德列尔说话的声音不大，“对案发现场侦查的结果，使我们了解了如下事实：昨晚九点多钟，工厂的工段长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回自己的住宅去。他在大门口碰见侄女瓦伦丁娜·米海依洛芙娜·阿莫索娃。她也是该厂女工，在春季里被派到查哥尔斯克代木场工作去了。通常她总是在星期六到叔叔这里来，以便在他家过星期天。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星期五就来了。侄女告诉叔叔说，白天她就来叫过门，但是没有人给她开门。另外还有阿莫索夫家的一个熟人，昨天也来过两趟，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果利科娃。”左托夫提醒他。
“对，不错，果利科娃也来叫过门，也是没有人给她开门。阿莫索夫一下子紧张起来，跨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当即发现女儿被人杀死，住宅遭到抢劫。犯罪的时间可以准确地断定是在星期五上午。当时，柳芭·阿莫索娃刚起床，正在厨房里预备早点。罪案发生的时间还因以下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上午十点钟光景，阿莫索夫曾和女儿通过一次电话。据侄女瓦伦丁娜说，她从查哥尔斯克来到叔叔家是在十一点多钟，那时已叫不开门了。而果利科娃来叫门已是一小时之后的事。其次，检验员确定，犯罪分子是从正门进入住宅的，门锁没有受到丝毫损坏，也不是被万能钥匙打开的。我说得对吗？”
“完全正确，上校同志。”检验员点头说，“经过爱克斯光检验，查明锁的内部零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拆开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新挫伤的痕迹，检验记录已经收入案卷。”
“由此可见，”桑德列尔继续说，“门是女主人自己开的。但是，阿莫索娃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是从不给外人开门的。从这儿可以得出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叫门的声音一定是她所熟悉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认定：即这样的案子没有内线是干不成的。必须有人事先了解阿莫索夫家的财产状况、家庭成员以及主人不在家的时间等内情。而且，犯罪分子对阿莫索夫的妻子到基辅的娘家去一个星期的情况也一清二楚。我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第二个要点上：凶杀是与入室抢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莫索夫家的许多贵重的物品被抢劫一空了。”
“他们还抢走了阿莫索夫的侄女挂在前厅里的一件新大衣，”有人插了一句，“她特地要求将它列入失物清单里去。”
“这有可能。”桑德列尔同意说，“既然如此，犯罪分子绝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大堆皮箱和包袱在街上招摇过市。因此，他们一定是用汽车把所有的东西运走的。用汽车！”他强调地重复了一句，又忽然转过身来问谢尔盖：“我讲的全部过程您都明白吗，科尔舒诺夫？请别见怪，您是新手，又是头一次碰上这种大案子。”
谢尔盖迅速地站起身来。
“正是这样，上校同志，全都明白了。”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您允许，我想说一说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它至关重要。”
许多在座的人听到这几句话时，都禁不住坦然地笑了起来。左托夫惊异地扬了扬眉毛。
一个身材不高、外表瘦弱的侦查员沃龙错夫，凑到邻座一位同志的耳边，不大友好地低声说：“好出风头的家伙，想在首长面前逞能。”
桑德列尔素来不喜欢别人作过早的猜测，可是这一次竟和蔼地点点头：“说吧。”
谢尔盖已经觉得自己失言了，但反悔已来不及了，何况心中的念头确实使他不安，要加以证实。于是，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认为瓦伦丁娜·阿莫索娃并不老实，她的证词和行为都需要加以检查。”
“您的意见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转过头问左托夫。
左托夫耸耸肩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也许，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不过不能把这种推测看成是主要线索。”
“只要抓住这一点查下去，包管会有收获！”谢尔盖大声说，“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嗬，这么说一切都迎刃而解喽。”沃龙错夫用嘲笑的口吻低声说，“你以为这案子已经破了吧。”
“科尔舒诺夫，现在随便猜测是危险的。”桑德列尔严肃地说，“每一种推测都需要加以验证。对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推测也不例外。”他指示左托夫说：“把有关阿莫索娃的侦查工作交给他。十一点以前把破案的具体计划交给我。完了，现在散会，同志们。”
第二天，谢尔盖传讯了瓦伦丁娜·阿莫索娃。
他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