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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列尔沉默了片刻，后来再说话时，已经完全换了一种语调，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请注意：这个案子并没有因为逮捕了格列洛夫而告结束。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这就是‘老爷子’。能够把格列洛夫这样的坏蛋吓唬住，并迫使他去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明白吗？然而，眼下有关他的线索却一点儿也没有。‘老爷子’……”他思索着又重复了一遍，“不，我不知道这个绰号。真奇怪，按说他该是个惯匪了！真的，很奇怪。”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莫斯科城内热得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太阳晒化了地面上的柏油。从早到晚在市中心区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天蓝色的洒水汽车，在它那扇形的清凉的水流中不时映出片断彩虹，但丝毫也没有减轻这酷暑的威力。水落到灼热的柏油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股股温暖的水汽。在卖汽水的小摊和车厢旁总是排着长长的一队人。
夜晚也没有一点儿凉意。沉闷而干燥的空气似乎更加浓厚了，使人简直无法呼吸。
谢尔盖、格朗宁和罗巴诺夫三个人，在涅斯库花园深处最僻静的一个地方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交谈着。
“哎哟，”谢尔盖侧转身子，不由得呻吟了一声，“浑身的肌肉都在发痛！”
“自卫角力——是很有用的东西。”罗巴诺夫嚼着一根草杆，教训式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绝对少不了它。我记得，沃龙错夫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
一提到沃龙错夫，谢尔盖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近来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谢尔盖极其痛楚地忍受了自己的头一次失败。正因为当时沃龙错夫比别人更厉害地嘲笑了他的论点，而结果又显得完全正确，所以谢尔盖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但在这互相之间的不愉快的气氛中，最主要的还是沃龙错夫对新同事的轻视态度。
因此，沃龙错夫在谢尔盖眼里就成了刻薄、吹毛求疵而又自负的人，这就必然要激起谢尔盖的愤怒。
“我在你们的沃龙错夫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儿长处来。”他忿忿地说。
“嘿，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罗巴诺夫心平气和地反驳说，“其实维克多是个不坏的小伙子，真的！”
“他是个爱找茬儿的小人，狗肚鸡肠的家伙！”谢尔盖发火了，“你们只不过是怕他那张嘴罢了。”
“哈，哈，哈！”罗巴诺夫大笑起来，“你听见没有，科斯加？爱找茬儿的小人……这说的是维克多！”
一直闷声不响的格朗宁听了谢尔盖最后的几句话，侧过身来，望着罗巴诺夫，生气地问：
“你高兴些什么？”他压了压火，很有分寸地又说：“科尔舒诺夫，您这是诽谤！由于个人恩怨，您的成见实在太深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会儿。格朗宁重重地翻过身去，再也不看谢尔盖一眼。罗巴诺夫收敛了笑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尔盖由于他们的一致反对感到很不自在，“个人恩怨”——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之所以刺痛。也正因为这批评是正确的。谢尔盖心里立刻就承认了这一点。他习惯于深厚而坦率的友谊，也喜欢以诚恳、爽直的态度待人，因此不由得为自己的激愤和显然不公正的论断而深感惭愧。同时他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人，这些人一贯被他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他们也的确是他的朋友。
谢尔盖站起身来，踱过草地，走到格朗宁面前站住了。
“对，我承认，是我过激了。”他低声说，“我收回自己说的话。”
“这才像话。”科斯加扭过头来，半躺着把手伸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老弟，自尊心应当收到口袋里去。”
“好极了，太好了。”萨沙半戏谑，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可以再给我们年轻的同事讲一件事，作为教训。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怎么这么爱吹牛！”格朗宁闷闷地说。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爱谈往事罢了。”罗巴诺夫抱屈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后来格朗宁站起来，抖了抖土，看了看闪光的表盘，说道：“走吧，伙计，要不然我的两肋都得躺出疮来了。”
他们穿过公园，科斯加在出口处和朋友们告了别。
谢尔盖忽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多么想知道，莲娜现在在干什么呀！她正好在度暑假，大概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不过，也可能没有走吧？
“听我说，萨沙，”他突如其来地转身对罗巴诺夫说，“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吗？”
“为了什么？”罗巴诺夫小心起来，“你自己想看见她了吧？”
“不，不为什么，随便说说。”谢尔盖没料到自己的朋友会这样明察秋毫，以致一下子茫然失措了。
“那有什么，行。”罗巴诺夫同意说。
他们找到了公用电话，一起进了四面镶着玻璃的电话亭。谢尔盖拨了号码，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可是他突然又坚决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不给她打电话了。”他忧郁地说道。
罗巴诺夫惊讶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显然已经明白，是什么在他心中翻腾不安了。于是肯定地说：“那就别打电话吧。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莫斯科刑侦局的值班员向左托夫报告说：“在您这一区发生了重大的住宅失窃事件，请记下地址。汽车停在大门口。”
……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点儿来个心肌梗塞。不过俗话说，‘差点儿’是不能算数的。”他虚弱地微微一笑，神经质地扯了一下胡子，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才从乌拉尔飞回来。我在那儿帮着建设一个……咳……重要的工程，带回来一些文件。就是说，主要的资料是由别人负责运送的，但我自己也随身带了一些。此外，我还在上面按照自己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些准备将来工作时用的笔记，我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了。今天我一走进屋子就看见：食橱——瞧，就是那一个——打开了，餐具都翻得底儿朝天。走进寝室，柜子也都打开了，很多东西不翼而飞。这时候我就吃不住劲儿了。再走到书房一看，桌子被撬开了，抽屉都拉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这下子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勉强蹭到安乐椅跟前，只看见眼前的东西都在飘呀，飘呀……”
舒宾斯基疲倦地将头靠到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佛洛诺夫和左托夫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我终于鼓足了劲儿去看了一下抽屉，”舒宾斯基继续说道，“发现我的笔记还放在那里没有动。等到我给民警局打过电话以后，人就晕倒了。至于您，我的朋友，”他一面对佛洛诺夫说，一面把手放到身旁的皮包上，“想请您把我的笔记送到一百一十二号工地去。我到了那边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