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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刘湘领衔分别致电刘存厚、熊克武，正式提出自治主张。电文在历数四川自治之理由后，请熊克武、刘存厚在五天之内作出决定。熊立即复电赞同，认为“川军三个军，第一军属于国民党，第二、三军均为旧川军，而旧川军均有被勾引转向北方的危险。新败的滇黔军亦难免不卷土重来。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人外为防止北洋军阀的侵略，内求社会的安定，倡导自治，以维持现状。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策”。12月30日，即通电解除自己的四川督军职务，退居幕后操纵，静待时局变化。而刘存厚却已向北洋政府提出统治四川方案，正待批示，故拒不作答；并将部队由川东南调集川西北，以作应急准备。
这时，因熊克武解除督军职务，四川军民两政无人主持。经各军将领会商，在重庆设立各军联合办事处，暂推刘湘主持其事。可是就在熊克武辞职的那天，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接照刘存厚所拟方案发出命令，责成“该省督军刘存厚、省长熊克武、重庆护军使刘湘等，督饬所属，共策进行”。同时，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使。刘湘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悍然扶持刘存厚为其代理人，与四川自治的主张截然相反。1921年1月8日，他同第一军军长但懋辛联名发出通电，宣布四川自治。强调说：“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为图振兴实业，并在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护右袒”。21日，再次领衔发电，谴责北洋政府，重申川人自治主张。电中道：“今决以川人自力治川，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顺应潮流，尊崇民意，内以巩固地方之基础，外以促进国家之统一，必自我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告成，乃能承认其命令之效力”。2月28日，他与但懋辛、刘成勋联名通电，宣布刘存厚违反民意，是四川自治之一大障碍，应予驱逐。随即，三个军一起进发，将刘存厚驱逐出成都。
刘湘随同熊克武驱逐滇黔军，再度赶走刘存厚，力量膨胀，地位增高，成为速成系的首脑人物。这时，邓锡侯、田颂尧等保定系集团也隐然形成，图谋发展。而第一、二军之间的矛盾复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熊克武企图把局面摆平，以维持自己的权益。但刘湘则想出人头地，处处暴露出与熊并肩争霸的架势，川局仍处于动荡之中。
为了削弱刘湘的势力，熊克武、但懋辛暗中支持刘湘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陈能芳等保定系将领伺机脱离刘部，并约定除夕前在重庆举事。然而，刘湘鉴于廖谦与黔军勾结之事，对陈能芳等早存戒心，暗中派人严密监视，其举事之情报前一天就已获到，但佯作不知，除夕那天清晨，他偕同陈能芳一起，在浮图关召集第二师在渝全体官兵讲话，首先宣读陈能芳的举事通知书，随后即问全体官兵：“你们愿意跟参谋陈能芳走的，举手！”下面无一人举手。又问：“愿意跟刘湘的，举手！”立时全场举手。于是，他回头向陈能芳说：“参谋长，他们都不愿意跟你走嘞！那就请你休息吧。”当即宣布唐式遵为第二师师长。将陈带回总司令部后，命人暗示其辞职，赠予现款10000元，送往泸州，嘱第九师师长杨森妥加监视。其他参与举事的旅长、团长都扣留起来，交由杨森惩办。
第80节：地方军阀大结局（80）
这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在这之前，熊克武、但懋辛主张推选刘湘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为了总司令部和省长公署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按惯例，成都是省会所在地，刘湘理应到成都就职。但重庆是四川对外交通咽喉，全省的金融中心。如果要整军经武，筹款借垫，极为方便。
为此，刘湘专门召集亲信幕僚进行研讨，他们认为：第一，重庆是最好的事业发展基地，决不能放弃；第二，熊虽下野，实力仍掌握在其代理人但懋辛手中，如果同驻省门，凡百措施，势必受其牵制；第三，第二军部队多分驻在川东南，一旦变起仓促，鞭长莫及，难以应付。他根据这些意见，与但懋辛往返磋商一个多月。双方达成协定后，才召开善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湘被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又被四川省议会和川军各将领推选为四川省省长。7月2日，在重庆通电就职，并通电标榜四川自治，重申与南北政府脱离关系。这时，他的第二军军长由杨森代理，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与熊克武不相上下。
刘湘掌握川省大权不久，原鄂军总司令李书城和鄂西总司令潘正道特致电川湘两省当局，请求出兵支援，协力驱逐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以便湖北实行自治。与此同时，陕西督军陈树藩正拒新任督军阎相文于潼关，也望川军援陕。面临这种情况，刘湘当即召集所部亲信将领，密商应付办法。他们认为，川军出境远征，可无哗变之虑。若进兵宜昌，已占长江形势之半，声威足以震动全国，进可以抑制群雄，退可扼江自守。于是，刘湘决定对陕暂取静观态度，即刻派兵援鄂进驻宜昌。8月中旬，他自兼援鄂军总司令，但懋辛为副司令，由第二军的两个旅为长江北岸纵队，第一军的第二混成旅为长江南岸纵队，经恩施向宜昌推进。但由于川军出兵迟缓，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于8月11日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另派肖耀南为湖北督军，控制了湖北局势。
这年12月初，刘湘应吴佩孚所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电请，派乔毅夫为代表前往宜昌议和。于次年1月，双方达成四项协议：川军分期全部撤回川境，由鄂军派部队接防；以川鄂省界为两军分界线，边境如发生匪患，由双方派兵会剿；允许川盐运销楚岸。
川军劳师动众援鄂，虽一无所获，但刘湘从中找到外援，并在汉口有了立足点。
经过互派代表晤谈，与孙传芳结拜为盟兄弟，订下密约：如孙传芳遭受攻击，刘湘出兵支援；如四川发生战争，孙传芳亦以兵力和械弹援助刘湘。随即，他又与肖耀南拉上关系，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派乔毅夫为驻汉口代表，成为对外活动的中心。
熊克武获知刘湘与孙传芳建盟后，感到这种趋势于己不利，便借军饷支援、军队编制、防区划分等问题，煽动川军各部联合与刘湘为敌。刘湘面对这种局势，阳若无事，阴则密谋采用整军手段，逐步削弱第一军力量，然后乘其驻地分散，相机各个击破。这年1月，他邀请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到渝商讨裁军办法，决定由第一、二军以身作则，先各裁一个旅。不料代理二军军长杨森意欲扩充自己的实力，搞新二军系，暗中派人鼓动第一军将要裁减的独立旅旅长杨春芳投奔本部。但懋辛闻讯，即急电省方各部首脑，指责刘湘、杨森借改编为名，阴谋诱骗第一军的部队。一时舆论哗然，省方各军群起谴责刘湘，谓其“宰割他人，擅开战端”。
刘湘鉴于川军各部多已站在熊方，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于5月14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总司令交王陵基代行，省长交向楚代行，所兼第二军军长交杨森接充，并建议邀请各军混成旅长以上将领齐集成都，会商解决川局办法。可是，他在暗中却加紧调兵遣将：令杨森的第九师由沪州和内江调来重庆，唐式遵第二师及李树勋第三混成旅集中开江，袁彬的第四混成旅集中涪陵，魏楷的独立旅调驻垫江，潘文华第四师调驻泸州。随即，亲往万县、奉节劳军，召集官兵训话，鼓励士气。他对士兵说：“只因你们不愿意打仗，所以我要辞职。”又说：“你们的军饷一定按时发放，只要你们肯打仗，我随时都可以复职。”6月，在重庆秘密召开将领会议，研究作战方略。还电令在汉口洽购械弹的乔毅夫速返宜昌与孙传芳密洽，请孙即时派兵入川支援。一俟北洋军援兵西上，即对第一军发动进攻。
在这紧要关头，企图组织新二军系的杨森，因谋与第一军合作的计划被但懋辛所拒，便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提前夹击驻忠县和万县的第一军主力，刘湘闻之大惊。当时其部属对杨森之举有两种意见：一者说：“原定计划不能改变，战端不可擅启，若任杨森骄横行事，必败无疑，应立即制止。”一者却认为，杨森是为刘湘打天下，战如胜，归功于刘湘；不胜，有杨森负责，不必大惊小怪。刘湘觉得仗迟早是要打的，果以“杨森跋扈，不听命令”发动战争来表明此非己意，借免遭人责难，听任杨森行事。8月下旬，第二军被第一军和省联军击败，残部退出川境。他则以在野之身，避居重庆王家沱义新纱厂。但乃通过刘文辉这一渠道，与有关方面联系，并暗中派人向其旧部传达“各自图存”的指示。后来，经刘成勋、刘文辉等方面疏解，取得各方面同意，便带着随身仅存的卫队，回到大邑县安仁镇老家，“樵山渔水，息影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