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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曾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西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巴黎人和外省人——后者乃是前者心甘情愿的苦役（heiwilligeHeloten）。现在的问题是解放问题，即把法兰西从巴黎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农民们不愿意再受巴黎人的残酷压迫了。”
但法国农民现在无能为力，成不了气候，因为他们缺少一个领头人。法兰西民族现在甚至连一个“挂名国王”（roidn’Yvetot）都没有，而是让一个良民卢贝（Loubet）、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典型的暴君”（moduledespotentats）去做总统，因为他懂得如何保持沉默。法兰西民族最后一个真正的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已经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了。
比缺乏领袖还要糟糕的是，法兰西现在甚至已没有公认的贵族了。在当今法国，名义上的贵族是巴黎人，即那个“身穿棕色外衣，系着彩色领带，戴着黄色羊皮手套的年轻男士”。但是，巴黎人并不是绅士，他们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大文豪福楼拜曾说：“我把资产阶级称为思想鄙陋的人。”
俾斯麦对法兰西民族下述的傲慢评论，无疑符合巴黎人的实际情况：“他们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einenationvonNullen），是些不折不扣的群氓。他们有钱和漂亮的外表，但除了乌合之外，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KeinindividueuesSellestgefiihl）。”
伟大的拿破仑曾经对梅特涅（75）说：“在法国，能人到处都是，但不过是些能人而已。它与品德毫不相干，甚至连原则也不讲。人人都追求别人的喝彩，并不管这喝彩是来自上面还是下面；他们一心只想引人注目、哗众取宠。”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2）
既无德性，又不讲原则，何来贵族？现在的法国已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法国的农民、老百姓为了祖国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但那些官气十足的法国官僚们、如果没有报酬，就不愿为法兰西做任何事。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薪水。如果做官的法国人只满足于薪水，而不去贪婪地伸手捞巴拿马股票和其他油水，那就该谢天谢地了。
保罗·波尔（PaulBod）先生曾悲愤地说：“legendarmefait1afeteaveelesvoleurs。”（国家召唤警察，而警察们却与小偷打得火热。）从最近的一封电报中，我得知马赛当局已经没收了40件弗雷（Frey）将军从北京抢来的“战利品”。
法国的病源还在更深之处——马修·阿诺德先生曾就法国人崇拜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Aselgeia）作过许多评论，但法兰西的真正病根尚不在此。正如在寒冷的北方人易于暴饮暴食一样，在气候温暖的南方，人们放纵肉欲，往往达到“淫荡”的地步。因此，我认为，附在法国人身上的真正“恶魔”——那不仅在吞噬法国人的肉体，而且也在吞噬他们灵魂的真正“恶鬼”，那是比淫欲女神阿奢莱西娅还要邪恶得多的女巫！
恶人啊，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来自地下；
一半狐来一半狼，
我们的准则如谜一般深藏。
我们都是王室的子孙，
你们知道我们为何惨遭流放，
当我们归来之时，将把你们的嘴巴堵上！
你们的后人会从我们这儿吸取教训
我们要生养
不断地生养
可爱的宝贝，可爱的儿郎。
两千多年以前，恺撒带着追随他的一群罗马人试图开化北欧人，但罗马人像今日的英国人一样傲慢，讲究实际而不爱思想，他们对实际功利的追求已近乎迂腐——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开化北欧人，反而威胁要把试图接受开化的民族统统毁灭。不仅如此，紧随其后的“伦敦佬”，即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些给罗马人试图开化之的民族带去“陷阱与鸦片，”至少带去了杂种劣质文明所具有的一切摧残生命的缺陷。
于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上天不得不取消赋予讲究实际功利的罗马人的“天命”，再派一个谦恭温顺的使女下凡，把开化北欧蛮族的“天命”托付给她。这位谦顺的使女之化身，便成为著名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
在接下来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那位谦恭的使女一心一意地养育并改造了欧洲那些未开化的、赤身露体的、蓬头垢面、浑身是毛的野蛮人。
下面这首诗，就是对她所作所为的形象描绘：
我看见年轻的哈里头戴海狸皮帽出征，
他双股套甲，全副武装，威风凛凛，
像有羽翼的墨丘利（76）神从地面腾身而现，
轻松自如地跃上马鞍，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3）
仿佛天使降自云天，
掉转马头，让暴烈的柏伽索斯（77）略事喘息，
以杰出的骑术感服天下，迷化人间。
在完成了她的使命之后，这位谦恭温柔的使女的灵魂便回到了天国。接着，进入她依旧美丽但已了无生气的躯体之内的，是一个傲慢、残忍、贪婪的邪恶女巫的灵魂。德国的马丁·路德最先对这个邪恶女巫的真正面目敲响了警钟。德语国家为了将这个邪恶女巫赶出国门，曾经苦战了三十年。
在法国，16世纪，那瓦尔的亨利、大孔代亲王及其胡格诺派教徒（78）们，也开始着手斩杀这个邪恶女巫。遗憾的是，亨利心中固有的法国式的宽宏大量使他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当邪恶女巫承诺弃恶从善之后，他便与之达成了和解。
然而，法兰西民族不得不为那瓦尔的亨利的妥协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他竟然软弱到宽恕那个邪恶女巫的地步，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在两百年后只好去经受法国大革命恐怖的冲击。如果有谁要想了解那个邪恶女巫对法国旧式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灵魂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与震动，他可以去读读菲力浦·埃格利特（PhilipEgalite）和卡迪那尔·诺安（CardinalRohan）的回忆录，以及莫泊桑的《钻石项链》（DiamondNecklace）。
在拿破仑一世扑灭了革命并成为法兰西的主宰之后，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让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重新光顾这片土地的老朽女巫结为秦晋之好。自命不凡的拿破仑，他竟然蠢到同那瓦尔的亨利一样的程度，正如贝朗热所唱：
（拿破仑）竟然与其父就耶稣基督达成了荒唐可笑的和解！从那一刻开始，拿破仑的灵魂主变得粗俗卑鄙起来，并且不得不死在圣赫勒拿岛上。一个罗马教皇为之加冕的人，竟会死在那样一个地方！
煊赫一时的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也是邪恶女巫的魔杖点化出的耀眼迷人的大厦。可以预见，其必然遭受的下场，是它的最终坍塌以及恐怖的巴黎公社的出现。
直截了当地说，此刻正吞噬法兰西民族的灵魂、吞噬法国受过教育阶层及其所有好人灵魂的东西，不再是放纵肉欲或淫荡，而是耶稣会教义（79）。
有一天，一个中国男孩带了一大捆书回家，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打算读这些书，而不再是成天去玩。”
“不，娘，我可不想读这些东西，我是要让父亲去读，以便他能考取功名，好做大官。我自己并不想做高官，我只想做大官的儿子！”
令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罗伯特·赫德爵士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竟然虔诚地希望基督教在中国能得到奇迹般的快速传播，并认为这样中国人就会变“乖”（Kwai），成为“友谊至上”列强们的挚友，从而使欧洲人摆脱“黄祸”的威胁。
依我看，赫德爵士这一虔诚的愿望所暴露的天真可笑与厚颜无耻，实在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要是中国人都变成循规蹈矩的卫理公会教徒，随时准备把脸蛋伸过去让人抽，然后再戴上他们的斗篷，穿上他们的外套——估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赫德爵士能够继续加倍地给他的海关职员发薪水，以不致中断其上海的海关职员们的周末舞会。与此同时，中国陕西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赫德爵士既然想把欧洲人从“黄祸”中拯救出来，那怎么不鼓吹使用鸦片呢？“鸦片”可是与基督教一样，是最好的麻醉剂啊。无论怎么说，“鸦片瘾”的广泛传播比基督教的传播要简便易行、容易接受得多。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赫德爵士对中国人怀有好意，毕竟，他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了四十年。正因为如此，赫德爵士对此竟浑然不觉：他这个温情脉脉的虔诚愿望所折射出的令人发指的卑鄙和厚颜无耻，越发使人感到奇怪。罗瓦利斯（Novalis）曾说：“当我们梦见做梦的时候，我们就快要醒了。”
赫德爵士曾提出两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一种是实行强硬的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一种是争取在中国能飞速传播基督教。而我，则冒昧地提出第三种方案：我们要讲求公正合理！
欧洲的富有阶层——被卡莱尔骂为“养尊处优之辈”（Pamperedun）的人们——害怕正视正义的威严面孔——仿佛正义就像美杜莎（80）的头，一旦被其目光触及，便会化为石头。英格兰人的“傲慢”，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自私”，使他们不敢去正视美杜莎威严的面孔；而法国人、爱尔兰人及所有像法国人一样宽容的民族，一旦瞥见正义的威严面孔，就会想方设法以“基督教最好能飞速传播”之类的虔诚愿望来藏头盖脸。
英国主教巴特勒（Butler）曾说：“所谓事物，就是它们的现存状态，其结果就是它们曾经有过的状态：我们为何要自欺欺人呢？”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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