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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以天才政治家的敏锐嗅觉预见到，大清帝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经受一场巨大政治风险的考验，用卡莱尔的话来说，古老的中国也许要陷入一种所谓“警察缺位的社会动乱”中去。可以想像，一个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会有多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治下臣民的爱护和关怀，皇太后陛下感到自己有责任鼓励他们做好与动乱做斗争的准备，重新启用这一古老村社制度，让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诸位请看，寰宇之中任何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引用什么样的正义原则去谴责事实上作为一国之主的她这样做呢？实际上，任何一个有良心与道德意识、能理解中国文字所渲染出的那种情感力量的外国人，只要读一读许多皇太后陛下最近颁发的谕旨——那些嘱托各省的督抚们做好准备去保卫委托给他们统治的帝国的神圣领土，以及嘱托她的人民重新组织旨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村社组织即“义和团”的谕旨，就会感到其中充满了无限的怜悯之情和悲怆感，仿佛是一个慈母留给爱子的哀痛的临终告诫，絮絮叨叨而又感人至深：“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生不逢时，赶上这亘古未有的多事之秋，为娘我已饱受痛苦和悲伤的折磨，并照顾你们多年。现在我老了，不久以后就要离你们而去。勇敢些，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去保卫好自己的家园。那个灾难时刻一旦来临，我将不能再照顾你们并与你们一道捍卫帝国的领土与荣誉了。”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6）
如果说在上述文字中我多少还代表中国人民成功地表达了一点对于皇太后陛下的最个人化的真情实感，那么西方人就应该理解，为什么那些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能够“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地向利用现代化杀人利器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军队发起一次次徒劳的冲锋。崇尚近代欧洲科学及其所滋生的物质文明的人们只要一遇到他们不能解释的有关人类灵魂、精神的特别事物，他们都一概称之为“狂热”。然而，何为“狂热”？所谓“狂热”，乃是一种“惟一之冲动”，即主宰人们的心智，能够驱使他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巨大勇气和英雄气概、需要他们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或使命——总之，它是一种因渴望保卫他们心中赞美、热爱和崇敬的事物而被激发出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被放大到极大限度而越出常轨时，那种勇气和英雄气概也会随之成为个人的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源泉，激发出超出常人的力量——是为所谓的“狂热”。
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是什么呢？作为个人，中国人热爱、崇敬其父母双亲，这种情感，为其少年时代所有关于家庭的记忆所萦绕，并被其日常生活经验证明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儒家伦理与秩序中，中国人民由衷地爱戴、尊敬他们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依照她的意志而指定的帝位继承人——皇帝陛下，整个帝国的国运都系赖于她的个人意志。更重要的是，她的个人意志不是无根无据的私人恣意，而是来自这个王朝——迄今为止，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二百五十多年了。义和团的小伙子们表现出的狂热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这种“狂热”，正如我前面所说，是一种依凭无限、超常的勇气而激发出的冲动，它驱使中国人奋不顾身地保卫他们心中最热爱、最崇敬的东西。迄今为止，从总理衙门接收到的所有消息来看，这些消息对导致帝国首都这场危机骤然爆发的原因还无法做出清楚的解释。不过，我最近从非官方途径得到的一则可靠消息，可以立刻阐明那个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根据这一消息，那个让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其实是一则无耻的谣言。这则谣言，正好赶在总理衙门召开那场预定会议之前，像电击一样迅速传遍京城——那就是外国使臣打算逼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四项条件之一，即让皇太后陛下归政于皇帝陛下。正是这一谣言，一下子就使得帝国军队的将士以及许多普通民众奋起加入“义和团”，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的发生。众所周知，这场危机伴随着大沽炮台的不幸失陷而达到白热化状态。
因此，很明显，中国人针对列强宣战，其真正的Causabelli（宣战原因），以及促使整个大清帝国上下士民都想与西方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冲动情绪，乃是源于他们确信列强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甚或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动。不客气地说，这场变乱乃是一场“人民战争”，而非一场由政府发动并主宰的战争——事实上，它毋宁说是置政府于不顾的。这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那些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文明战争的严格规则”没有得到认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现在，我不知道欧美诸国那些或多或少具备了民主意识的人民，那些陶醉于空泛的“爱国主义”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们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记得，在西方过去的历史中，存在一个比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更为神圣的字眼：关于这个字眼的含义，我在本文开头已经借用一个词试图加以阐明，它就是Loyalty（忠）——即仆人对于主人的“忠”，孩子为父母尽孝的“忠”，妻子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为君主而奉献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还记得这个字眼的含义，他们就会懂得，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为何全中国的人——而不是中国政府——都会处于战争状态，无可奈何地与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徒劳的抗争。这个时候，在古老的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嘶力竭的悲愤声音在空中飘荡：“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愿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说到这里，全文该结束了。我说过，在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有关“公理是否还靠得住”这个问题，长江流域诸省的总督们已经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办？”现在，我想我能够用几句话回答这一问题了。
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7）
首先，中国人民的“宣战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列强已经采取措施，或打算采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统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强的“宣战原因”则在于北京的列国公使馆被围，急待救援。
显而易见的是，在双方达成和解之前，这两个基本的“宣战原因”必须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强方面的“宣战原因”，我敢肯定，列国的公使们一定会被安全地转移到天津。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看列强方面是否能够或愿意消除中国人民方面的“宣战原因”了。在此，我大胆地补充一点：为了对那些目前正竭尽全力维持治下领域和平状态的总督和其他官员公平起见，列强们应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尽快做出决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仅会使维持和平更加困难，甚至还会削弱获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国鲁国，国君鲁哀公曾经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服从？”孔子回答说：“捍卫正义之事，镇压不义之事，人民就会服从；而捍卫不义之事，镇压正义之事，人民就不会服从。”
上面的文章于1900年发表在《日本邮报》上，那是一份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当时还附有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爱的编辑先生：
在请求您刊出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我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文章写作和准备发表的时间是（1900年）7月27日。当时，（张之洞）总督大人刚刚发出那封与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联署的致英国政府的超长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授权声明”，本文所述乃是对那份电报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译。其余的内容则是我自己为了使这一声明便于理解而做的评论。
我先是受张之洞总督委托，准备一份内容为体现他那封电报大意的英文翻译，以供在报章上发表之用。后来，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将其写成一篇关于那封电报内容的长文，总督大人得知此事后，只好收回成命。我没有事先将全文呈送给总督大人，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他能尽快见到文章的效应，因为要将这篇东西译成适当的中文，要花费我不少时间。而在当时那风雨如磐的时局中，举国士人心中痛苦不堪，为了尽快给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国正名，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时我打算以这篇文章来拯救北京以及那里的诸国公使。后来，我相信——至今我几乎还愿意相信——如果当时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西文写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缓解部分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