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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前往联邦区域，是否会按叛乱罪被捕，心里一点儿没底。所以，阿灵顿的主人没有依“战时法”前往交税，阿灵顿被没收。
这个结果可以说就是立这个“战时法”的目的。可是，没收以后的阿灵顿，还不是联邦政府的当然囊中之物。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这类没收财产必须进入拍卖市场公开拍卖，以拍卖确定其价值和新一轮的主人。于是，阿灵顿在战争中被拍卖。结果，当时的联邦政府做了手脚，以致在这场拍卖中，居然只有联邦政府“独家”
前来投标。经历此番“法律手续”，阿灵顿终于“合法”落入联邦政府手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看到美国的法律文化在起着一定作用，换个地方，只需一纸通令，作敌产没收即可，哪里还需要费这些周折。
阿灵顿易手联邦政府，新主人可以对它随心所欲了。这里还是军营——可想而知，一个战时的军队驻扎地是什么光景。阿灵顿不仅有一个宅屋，还是一个很大的庄园。可是，树木被大量砍伐。1864年，当李夫人终于找到机会，在战后第一次走进阿灵顿时，看到的昔日家园已经面目全非，至少有近二百英亩被开辟出来，成了阵亡士兵的墓地。
1865年，战争以南方的战败、联邦军队的获胜告终。李将军率众代表南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但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没有得到联邦政府表示宽恕的一纸赦免，就是说，他终身没有摘帽。
战后，美国在各方的努力下，虽经历曲折，可最终还是很快达成共识，就是必须迅速使这个国家全面回到契约状态。于是，美国又恢复了战前正常的法律秩序。可是，对于在战争非常时期形成的既成事实，如何处理呢？
1882年，阿灵顿的合法继承人，罗伯特·李的大儿子，走向法院，状告联邦政府未经合法程序侵占私产。法院判定联邦政府败诉，命令联邦政府交出阿灵顿。阿灵顿必须物归原主。
联邦政府执行了法庭命令，将阿灵顿产权归还李家。同时，鉴于阿灵顿已在事实上成为联邦军人墓地，已经有几百个坟墓分布在各个山坡上。因此，联邦政府和李家谈判，提出以十五万美元买下阿灵顿，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李家接受交易，联邦政府正式成为阿灵顿的合法拥有者。1933年交由国家公园部管理，
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3）
法庭对阿灵顿的判决，距离阿灵顿的被侵占，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了。联邦总统也已经换了好几个。一个从惨烈内战中走出来的国家，政府可以有无数借口继续侵占这块土地。比如说，这是战争的既成事实；比如说，当时的行为符合“战时法”；比如说，那是林肯时代的事情，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比如说，这是敌产，可作例外处理；比如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应该向前看了；比如说，阿灵顿事实上已经成为联邦军人墓地，改回私人庄园也不可能了，等等、等等。
可是，假如法律可以践踏一次而不被纠正，就不能保证不被践踏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认可了第一次非法剥夺，就无法保证将来不发生第二次非法剥夺。法律失去公信力，国家就随时可以陷入混乱，公民的家园就没有起码保障了。
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园的制高点，国家公园部保留了阿灵顿宅屋，并在里面设立了纪念馆。纪念馆内尽可能地恢复了阿灵顿宅屋内当年李将军一家的生活原貌。义务讲解员向来自全国的民众，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一个真实的阿灵顿变迁的故事。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1）
我们不是第一次到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来，只是每回都是来去匆匆，只有这一次，悠闲地在市内逛了逛，逛出一些感想来。
肯塔基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南北之间，又可以算是“中西部”，是美国的“中原”地带。美国建国初期，这里还是边远蛮荒之地，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肯塔基州。后来美国向西开发，一个个的新州加入联邦。那也是美国政治制度渐渐扩展的时代，下层豪杰在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治中出头露面的机会开始多起来。第一个靠战功崛起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是从肯塔基南面的田纳西州出来的。又过了二十多年，林肯和他的政敌道格拉斯，还有从道格拉斯的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布莱肯利奇，就都是肯塔基州和稍北的伊利诺伊州的人了。政治中心在地理上从传统的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往西移，政治舞台则从少数精英圈子向下层平民降低。
我们走进一所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很小，建筑物极为典雅，环境幽静之至，想来学费也一定贵得不得了。从校门口的一块纪念标牌上得知，在1780年，肯塔基还未加入美国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立了。就是这样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里出了两位副总统、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五十位参议员、一百零一位众议员、三十六位州长、三十四位驻外大使。这番业绩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只是说明早期政治权力，还是一个不大的小圈子的游戏，这是制度民主化之前的精英政治遗留的痕迹。
亚伯拉罕·林肯是制度民主化以后第一个真正具备平民特征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农舍里。林肯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从此，民主政治家来了。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林肯出身农家，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前面提到的那所大学，他是没有资格进去的。他干的是伐木工、店员、农庄帮工、摆渡工、土地丈量员。他没有贵族祖上的余荫，也没有机会建立疆场功勋，他的惟一手段是竞选演讲。在一生无数次的竞选演说中，他从不讳言自己出身卑贱，“这儿是谦卑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们选了我，我将万分感激，如果你们不选我，我也同样万分感激。”美国南方牧场要用一种劈开的树干做围篱，劈树干是最费力气的粗活。林肯的支持者却常在林肯演讲的场所放一堆劈开的树干，以表明我们的候选人
曾经是干这种粗活的。林肯的儿子觉得不好意思，说现在满世界都知道爹是劈树干的，林肯却很乐意这样。道理简单得很，这样就在感情上接近了下层民众，而选票就在他们手里。其实，那一系列的粗活，林肯并不擅长。他干粗活只干到二十一岁。林肯最感兴趣的是政治，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搬迁到伊利诺伊州后，在地方小镇上开始竞选，二十出头就选上了州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
后来的人们都说，林肯领导了美国人民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一个传说，说林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了一次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在那里的市场上，看到一个面目清秀的黑人少女正待出售。这个镜头刺痛了他，他发誓，有朝一日找到机会就要粉碎奴隶制。后世史家考证说，这多半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从那以后，有整整二十年，林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下手打击奴隶制。作为一个普通人，林肯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痛恨奴隶制。可是他在奴隶制面前保持了沉默，因为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时废奴的时机还不到。林肯出生的肯塔基州，是19世纪前半叶美国国内奴隶买卖的输出基地，肯塔基州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奴，有大批肯塔基黑奴被卖到更需要劳动力的南方。奴隶买卖假如真的刺痛林肯的话，是用不着跑到新奥尔良的。我们在莱克辛顿参观了林肯夫人玛丽·塔德的娘家。塔德家就蓄奴。
1854年，国会在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活动下，通过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取消了1820年在“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的法律。道格拉斯的理由是，是否允许奴隶
制，应该是各个州的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地方自治”，是“民众自决”。他打的居然是一张“民主牌”。这个法案不仅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也使北方大多数不愿意和黑人共处的民众感到忧虑。北方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不喜欢黑人，甚至讨厌、害怕黑人。根据新的法案，黑奴就可能向北方蔓延，影响北方白人民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是美国建国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制回光返照的时刻。林肯意识到了阻挡奴隶制的责任，他也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854年8月，林肯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谴责奴隶制。他说：我痛恨奴隶制，因为我确信这种制度是不道德的，是邪恶的。
从此以后，一直到1860年被选为总统，整整六年时间里，当他面对北方民众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地在道德上谴责奴隶制，毫不讳言他痛恨奴隶制；而当他面对南方民众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并不主张废奴，废不废应该是各州自己的事情，他主张的是：不能让奴隶制向北方扩散。他个人虽然痛恨奴隶制，但是他主张让奴隶制自然死亡。
1858年7月10日在芝加哥——北方废奴主义的大本营，林肯发表演讲：
让我们抛弃不同人种之说，不同种族之说，某种族更为低级故而必须置于一种低级地位，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