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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挥兴闳隒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账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账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7…12…13 19：07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三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
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作者：ljbwin2000 日期：2007…12…13 19：09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三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