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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总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增加，加上在调动本国储蓄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对于公共外债的需求减少了。
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银行〃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5年。位于本区域内的境外货币市场究竟对它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很少。有一个实际数据，就是东盟在新加坡的〃亚洲货币单位〃（ACUs）放款和存款额中的份额。然而，我们确实知道ACU资产／负债的规模在1980－1990年间增长很非常迅速——达到4倍以上，其中大多数的资金是同新加坡以外的银行之间的交易。新加坡的银行，一般来说已经成为ACU资金的纯存款户。我们可以假设（但没有具体数据证明）：〃亚洲美元市场〃一直在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着日益提高的中间媒介作用。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总之，近几年来东南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许许多多外部和内部的有利因素促成的。从内部来说，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实际经济和金融的欢革。目标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经济改革得到了大力贯彻，用牺牲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为代价，促进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广泛的金融改革和不断的金融革新，一方面提高了本国储蓄额，另一方面在本国和外国的资源之间更有效地起了中间媒介作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行的广泛的金融改革，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不断发展，通过银行系统鼓励了私人储蓄和用市场放款活动取代有选择的信贷。这些国家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其资本市场的扩大甚至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短期和长期市场放款活动的有力增长。它为本国经济的扩大了资金，最终导致了所有四个国家实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金融的深化。
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在银行系统的运气过分依赖货币稳定和外币资金供应时，这种效应很可能会发生。在最近这次危机发生时，泰国的银行系统极其脆弱，国内借款人的外币债务额很高，可是避免或减轻经济损失的自然的保值手段有限，而且还处于银行清偿能力低下和资产质量下降的情况之下。但是，毫无疑问，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比泰国的银行更能经受得住货币冲击。
银行系统大不相同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贷款分类和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
在纯私有部门，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能找到相当好的资产质量，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它们还差着很大一段距离。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们的管理当局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最佳声誉。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银行还有很高的资本比率，而在另一个极端，韩国、日本、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陆的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却很糟。
不动产贷款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不动产影响银行的方式各不相同。泰国房地产的全面供应过剩并未影响价格，因为供应过剩的很大部分掌握在那些并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的房地产主手中，而且他们并不是迫切需要出售这些不动产。在香港，或许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动产）市场是靠越来越富裕的居民对更大空间的真正需要支撑着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一些不动产部门是兴旺的，而另一些部门，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