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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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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坚后来在北周的篡位称帝,已势在必行,但促成他下篡位决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独孤伽罗的坚持。独孤氏勉励杨坚的名言,就是“骑虎之势,必不得下”。他开国称帝开始的行为,同样地就埋下了《易经?坤卦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不可思议的自然定律,那便是他尽灭北周国主宇文氏之族。他的儿子隋炀帝,结果反被宇文化及所杀,就此隋亡。杨坚父子的隋朝天下,始终只有三十二年而已。这样循环往复的现象,好像就自有规律的轮转存在似的。
    且说杨坚做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是独孤氏升做皇后,史称“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惟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事实上,隋文帝杨坚恰是历代帝王怕老婆集团的常务主席,所谓“宠惮”二字,就是怕得要命的文言。最后,因为听信独孤皇后和他第二个儿子杨广的蛊惑,终于废掉大儿子杨勇的太子权位,而立杨广为太子。但在独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以后,杨广干脆就杀了在病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自己即位做皇帝。杨坚在临死之前,才后悔太过分听了皇后的话,受了儿子的欺骗,便捶床说:“独孤误我。”但是已经太迟了。他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功过善恶是非参半,不知道那个教养他的老尼,怎么只能养成他做皇帝,却没有教养他做个好皇帝的学问呢!岂非“为德不果”吗!
    至于隋炀帝杨广,在他弒父杀兄,登上皇帝宝座的初期,那种踌躇满志的高兴,便自有诗说:“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那是何等的得意,后来天下群雄并起,他游幸到了扬州,自己也知道靠不住了,常常引镜自照说,“好头颈,谁当斫之?”使得在旁边的萧皇后,非常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讲这种不吉利的话。谁知道他却笑着答复萧皇后的问题,说出了几句“出类拔萃”的哲学名言,比起那些“披发入山”或“剃发为僧”的高士,还要潇洒。他说:“贫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对于贫贱和富贵、痛苦和快乐,都需要轮流变更来尝试一番。这又有什么稀奇?何必那样悲伤呢?他明知自己已经快到了国破家亡,身首异处的境地,仍然还如平常差不多的名士风流,看通了“悖入悖出”的道理,甘心接受因果律的应验,好像自己有意作成“自食恶果”的佼佼者,这也真是不同凡响的挽歌。
    但从隋朝杨坚父子“混一”中国以后,便转入李世民父子的李唐时代,才真正统一中国,建立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天下。后世学者,平常习惯以“隋唐”并称,因为隋朝的短暂三十多年,随之而来的,便不是以阴谋篡位而得天下,他也同汉初一样,以武功而建立唐朝的,此所谓“隋”之谓“随唐”也。
    也许从这个观点,引证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唯心哲学的史观,觉得可笑。其实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无论唯物、唯心,都是同样的事实,也是自然科学共同的认定。如果详细时论,便又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碰头的专论,我们暂且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插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当清朝的开国之初,所谓“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他开国称帝的第四年,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尽灭其国。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宁死不投降,而且发誓,只要叶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报此恨。因此,清朝两百多年,遵守祖制,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号咸丰的时代,叶赫族的后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后”那拉氏(叶赫族原为纳喇氏,音译不同),偏又入宫成了贵妃,又生了儿子,即六岁就接位的同治,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岁便死了。以后便开始由慈禧策划,名为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立了光绪。实际上,就是慈禧专政,一直到把清朝彻底毁灭,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复,就很难论断了,但却是一桩真实的历史故事,并非虚构。

    谁能逃避无形的因果定律?
    所以《大学》一再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阐扬文治与武功的政治行为。虽然从表面看来,只有现实的利害关系,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但其中始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无形原则,那便是循环反复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经》泰卦爻辞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曾子所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
    但恐怕引证历史太长,离题愈远,所以只大略提出魏、晋、南北朝的两三百年的紊乱而且短暂的历史局面,做为对照。可是这种讲说,还具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观点,井未阐明,同时也希望即将放眼于世界人类学的国际学者们,也须特别注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曲解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真义。
    讲到这里,本来已经信口开河,收煞不住,便想继续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诫国际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谓“中国通”的学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为足,然后便师心自用,以主观的偏见,想来挑起新时代的文化战争,实为不智之极。但又忽然想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还是让你们多去用点心力来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大学》所说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讲到这里,就转入“为政在人”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但曾子从这里起,都是引用在他以前的历史经验,做为说明。他首先引用《尚书》的《康诰》中“惟命不于常”的一句政治哲学,是在说明“秉国之钧”的当道为政者的精要重点所在,值得注意研究。
    接着,他便引用《楚书》所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话,大家一读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说了。不过,需要知道,在曾子那个时代,楚国正是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国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贤。而且人才辈出,是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现象。例如有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从当时来说,都算是楚人。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离骚》作者,便是楚国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于曾子引用了《楚书》,更可说明当时的南方楚国文化,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河洛文化并驾齐驱,别成一格,也已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了。
    然后他又引用了春秋初期,在各国诸侯中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话:“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晋文公是因为晋国家族的内乱,出外流亡在国际间十九年,终于能得回国即位,励精图治,称霸诸侯。当他在外流亡的时期中,追随维护他的,共有四五个最得力的名臣贤辅,舅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单名是个“犯”字,因为他是晋文公的舅舅,所以后来便以“舅”为姓,叫做“舅犯”。明白了这个历史故事,便可知道舅犯所说的“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间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么法宝呢?唯一的法宝,便是几个仁人君子,同心一志,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

    曾子从《秦誓》上发挥
    然后,他又引用了《秦誓》的一段话,说明一个领导者,重用贤者的不易道理。这一段的历史故事比较长一点,这是有关秦始皇先代名王秦穆公的故事。在春秋初期,这也是脍炙人口的事迹。由此可见秦国以一个后起的弱小诸侯,竟能自成霸业,威震四方,终春秋、战国之世,诸侯国际之间,谁也不敢轻触其锋,并非偶然的事。所以贤如孔门的高弟曾子,也不得不重视秦穆公的政治文化的大要了。我们现在研究,势必要把曾子所引用《秦誓》的一段话,先来了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別的有美德贤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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