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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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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大学》后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对于《大学》一书,指出有“三纲”之说,也不尽然!事实俱在,如说《大学》一书的纲目,应该说它有四纲、七证、八目才对。

    四纲、七证、八目
    那么,四纲是什么呢?就是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上,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道”字,也可以说是大学之道的“大道”。详细的理由,待我们慢慢地“明辨”。但可以从“以经注经”的原则去探讨,只要从《大学》开头两段的本文中,就可看出来事实俱在。本文中不是明明白白地写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吗?所以“大道”或道,才是首纲。
    那么,为什么又特别提出“七证”因为《大学》本文,在四纲以后,跟着就提出有七个求证大道与明德的学问程序,也可说它是求证大道的学养步骤。如果你高兴要说它是七步学养的功夫,也未尝不可。这就是知、止、定、静、安、虑、得。这就是《大学》学问的纲要所在。过此以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才是“亲民”的实际学问和修养。
    也可以说,初由大道到明明德,每个人自立自修的学问。也就是宋儒理学们冒用庄子学说,作为自已广告的“内圣外王(用)”之说的“内圣”之学。也可以说是“内明”之学。再由明明德到亲民,才算做到真正修、齐、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用)”之致用。但无论是自立的“内明”,或立人之道的“外用”,都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才算是人伦大道的完成。
    了解了这些预备学识以后,我们再来用白话文的方式,试着简单的直译《大学》首先的四句书看看。
    “大学的道,首先在明白明德的修养,然后才能深入民间做亲民的工作,达到极其圆满的至善境界”。
    当然啰!这样直译了《大学》的原文,无论怎样说,已经是隔夜油炒饭,肯定不是原来的本味了!况且对这四句书的四个句词的内涵,也是隔靴搔痒,始终抓不到重点。因此,还要一点一点、一层一层来抽丝剥茧再加研究。
    既然知道用白话文直译古文的内涵,毕竟似是而非,完全不是那个味道,那只有用孔门所教治学的方法,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来抉择它,也就是现代所说用分析、归纳的方法来研究了。

    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
    第一,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所谓春秋末期、战国先期的阶段,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儒、道并不分家的一个道统时代。即使诸子百家之说,也都是标榜一个“道”字作定点。
    《大学》作者曾子,就生在这个时代,而且在孔门七十二贤之中,他是传承道统心法的中坚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在政治系统、社会风俗习惯上,至少表面上还是宗奉周朝皇为中央,尤其在文化习俗上,还是以周礼为准。所谓子弟八岁入小学,到束发而冠的十八、二十岁,再进习成人之学,也就是准备作一个真正大人,已经不是童子的细(小)人了。
    那么,大人之学所教授的,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伦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先要明白这个“明德”。所以这一句书里有两个明字,第一个明字当动词用,第二个明字当形容词或名词用。这种用法,在上古时代,是很平常的。例如:父子,子子,亲亲等,都是把第一个字当作动词,第二个才是名词。就是说:对父亲而言,要做父亲的本分;对儿子而言,要做儿子的本分;对自已的亲人而言,要做到对亲人的本分。
    了解了以上的道理,同时也可以知道我们上古传统教育的主要宗旨,就是教导你做一个人,完成一个人道、人伦的本分。不是只教你知识和技能,而不管你做人做得好不好。因为做工、做衣、做小贩、做官、做学者、做皇帝,那都是职业的不同。职位虽不同,但都须要做人,才是本分。你的职业职位果然荣耀值赫,而人都做不好,做人不成功,那就免谈其他了。
    第二,“大学之道”的道,是根本,也可以说是体。“明德”是由道的致用,是从道体出发的心理和身体力行的行为。“亲民”是由个人学问的道和德的成就,投向人间,亲身走入人群社会,亲近人民而为之服务。这便是明德立已以后,外用到立人的目的。最终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立已的明德,或是外用立人的亲民,都要达成“至善”的境界。
    第三,如果我们照这样的说法,怎样才可以表达得更明白一点呢?那只有用“因明”(逻辑)的办法,借用相似的比类做譬喻、做例子,或者可以比较明白一点。怎样借譬呢?那只有向邻居的佛家去商量,暂借用佛学来做说明了!

    自觉觉他而觉行圆满
    佛,是古代印度梵文“佛陀”的简译。佛是什么,在中文来说:佛者,觉也。觉个什么?觉悟心性的自体。怎样才能自能自觉心性自体成佛呢?那必须先要修行大乘菩萨道的功德,所谓:自利(等于儒家的自立)、利他(等于儒家的立人),达到福(功)德资粮圆满,智慧资粮圆满,才可以成佛。所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叫作佛。如果用佛学来比方儒家学说,佛就是圣人的境界,菩萨就是贤人的境界。菩萨是梵文“菩提(觉悟)萨埵(有情)”的简称,中国初期的翻译,也叫做“开士开车”大士“。
    我们借用了佛学这个比例来说明《大学》的“大学之道”。那么,明明德是自觉,亲民是觉他。止于至善便是觉行圆满而得道成圣了!这样一来,恰恰如道家的列子所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是不是如此呢!大家再去想想看,再做研究吧!
    了解了前面所讲的理念之后,就可以明白这四句纲要的下文,所谓知、止、定、静、安、虑、得七个层次的学问修养次序,完全是衔接上文四句的注脚。不然,读了半天《大学》,好像在看教条式的条文,联贯不起来。就如说。“知止而后有定”到最后一句的“虑而后能得”,它究竟得个什么呢?
    如果我们照前面所讲的理念,那就可以明白“虑而后能得”,便是得到明德之目的了。不然,这个“明明德”,也不知道从怎样明起?当然,既能达到明德的境地,那就真能达成“大学之道”这个道的境界。
    这样便可能了解从汉、魏以后,儒家、佛(释)家、道家,把各个自家修行的成果,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用语,统统叫做“得道”。其实,得道这个名称,也就是从《大学》“虑而后能得”这个理念而来的。由此演变,到了唐、宋以后,佛家的禅宗普及流行,大致标榜禅以“明心见性”而得道。道家也相随而来,标榜以“修心炼性”而得道。儒家的理学们,当然不甘落后,也自标榜以“存心养性”而得道。你们看看,曾子这一句“虑而后能得”的内涵,是多么隽永有味啊!
    同时,禅宗把得道叫“开悟”,真正开悟了才是明白佛学的理念,也有叫做“明觉”的说法,这明觉或觉明,与明得和得道,都只在名词的表达现象上,依稀恍惚,仅有轻云薄雾,忽隐忽现的界别而已。解脱这些“名相”的束缚,就并不无多大差别了。
  讲到这里,本来就要接着研究由“知止”到“虑而后能得”这一段的求证学问。但是,从南宋以来,因程、朱章句之学对中国文化七八百年来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不加重视,先来探讨,这样也是对先辈学者的尊敬态度,不能随随便便就一律抹煞。现在且看朱子(熹)的章句:
    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段文字,它的思想,后来影响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使汉唐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受到障碍,严重的说,中华民族国家的积弱成性,也是由此种因。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大喊打倒孔家店,实在不是胡闹。其实,孔家老店,倒还货真价实,只是从南宋以后,这一班宋儒学家们,加入了孔家店,喧宾夺主,改变了孔家店原来的产品,掺入的冒牌太多。尤其以程、朱之说,更为明显。

    “亲民”改作“新民”!
    第一,先说朱子冒用其师程颐的意见,非常大胆地将古《大学》首列的“在亲民”一句,硬要说,程子曰:“亲”当作“新”。这真叫做作造反有理,这不是明明白涂改文书,等于秦桧加在岳飞身上的判决“莫须有”吗?
    因为把亲民的亲,当作“新”字来解释,他可非常有力地把后文“苟日新,日日新”来证明自已涂改有理。因此,他便可以大谈静坐观心,畅论心性微言妙论的教化,认为人人如此,才是学问,才能革新改过,才算是个新人(民)。
    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

    擅自改编《大学》次序
    朱子不但如此,又将原文《大学》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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