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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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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而说。如果是身负国家天下之责的人,那就更严重了,他的一言一行,动辄会影响全民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里,有形无形,具有监视帝王的作用的,便是“史官”。“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虽然后世有今不如古的趋势,被改称为皇帝的“起居注”,但还是相当严格,在那些不敢记,而又不敢不记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究竟的。
    总之,曾子在这里提出言语的因果作用,也是很有深意。因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应当还是先从周朝的史料中去了解,就比较切近。首先,我们且看周文王临终的时候,对他儿子周武王所说的话,如史料所载:
    “西伯(文王)寝疾,谓世子(武王)曰:见善勿怠  (看到应该做的善事,不能偷懒不做)。时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机会)。去非勿处(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快改,切勿流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听完了,叩了两三个头)受教。”等到周文王死后十二年,“是时诸侯皆畔(同叛)殷归周,不期(事先没有约定时间)而会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师还。”可是,有人向殷纣王报告这些情形,纣便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生命不就是有上天来安排的吗)。”完全不听别人的劝谏。
    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句,便是“时至勿疑”。至于怎样才能“知时”、“知量”,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时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学的境界,既须天才,还要力学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同样都说到天命,史书记载也很清楚,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应当“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了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欢读《史记》的刘邦和项羽的“本纪”。我也曾经说过,你只要看他们两个,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但项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来,由我来替他吧)!”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做人应当做到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样的心思,同样的话,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心理行为”形态,完全不同。结果,项羽的事业,毕竟还是被刘邦“取而代之”了!
    再举个例来说,当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后主。最后,李后主急了,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铉去宋朝,问赵匡胤说:“南朝对北宋非常听话,又随时进贡,有什么不对,你非出兵不可吗?”赵匡胤也被他逼急了,便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说,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觉,但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人在睡,而且还大声打鼾,我当然受不了啊!话说得很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这真是古今中外,一切想当英雄人物共同的心声。
    我看历史,每次想起赵匡胤的话,什么理由都没有了,只好付之一笑。因为由赵匡胤开始,三百年的赵宋天下,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局面,他当时对南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但在黄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岂不是正有人在卧榻之侧,大声鼾睡吗?为什么不率领南唐,一起来先赶走北榻旁边的睡汉呢!不过,到了南宋时期,那个疯狂的金主完颜亮,一定要出兵打南宋,他作的诗也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起头第一二句,同赵匡胤的卧榻旁边,再也不准别人打鼾睡觉,岂不是同样的“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吗?但完颜亮遭遇到南宋一位书卷名臣虞允文所指挥的“采石之战”,就彻底失败,终至国破身亡了。其实,我这样说也许是胡乱挑剔牵强附会,也只可付之一笑而已。但话说回来,在《大学》上,在这里忽然插进言语的悖出悖入的话,还不算是太关键的重点。也可说,只是做文章的对衬而已。他的重要主旨,是在下一句的第二个问题,“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财”、“货”的原义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先从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便可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基本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例如本节上文的“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是用“财”字。到了本文末节所用,便换了“货”字,都是很有深意,不是随便用字的。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的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以后世人文文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做“利”字。例如后世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字,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作用在内。“利”字,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意义在内了。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以后,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度以后,以及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经两千余年之久,多少的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真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实在并不多见。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做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刘邦、李渊、朱元璋的老实话
    在历代的历史记载上,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人物,说了老实话,真不失其英雄本色了。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另一个是朱元璋。
    如《史记》所载,当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志得意满。有一天,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为仲多?”这是说,当年你在家里,常常说我是个无赖,不会谋生赚钱置产业,不如兄弟的勤力。现在你看看,我所赚来产业的成就,比起兄弟,是哪个赚得多呢?刘邦的出身、文化教育水平,到底太差,当了皇帝以后,仍然是当年一副无赖的作风和口气,居然在老父面前,傲然自满,而且很坦率地说出这个国家天下,统统是我赚来的刘家产业财货,打天下的功臣们,都只是我刘家的猎狗而已(他明说功臣们犹如功狗)。至于天下老百姓们,都是逐鹿中原所得来的猎物,那当然都不在话下了。所以说这是刘邦讲的真话。
    到了隋、唐时期,太原公子李世民,设计逼促他父亲李渊起兵造反,李渊胆小,但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冒险一搏了。李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这是明说造反不成功,我们李家家破人亡,罪孽都由你而起。如果成功,把天下国家,变成了李家的产业财货,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哪里是有半点意思是为“解民倒悬于水火之中”的诚心呢?所以这也是真话。
    至于朱元璋当了朱明开国的皇帝以后,有一天,在深宫内院,和马皇后一起,两口子闲谈,一时高兴,朱元璋便说:“当初起兵,还不是为了饥寒所迫,没有饭吃,哪里料到今天,居然做起皇帝称天子呢!”他说完出去,马皇后立刻嘱咐站在旁边的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就回宫,问你两个,你们要从此以后,一个装聋,一个装哑,不然,就没有命了。”因为马皇后仁慈贤德,她知道朱元璋个性忌刻,一想刚才和自己的谈话,给旁边的小太监们听了传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定会马上回宫追问,动辄杀人的。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又匆匆返转内宫,查问这两个太监,终因一聋一哑,总算格外开恩,放过不杀了。史称马皇后的仁慈德行,诸如此类的不少。但在正史上记载得并不多,在明人笔记上,反而保存一些资料。
    古人说:“人间莫若修行好,世上无如吃饭难。”又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俗话说的“一钱迫死英雄汉”;“人是衣服马是鞍,金钱就是英雄胆”等等,都是很平实坦白地说明,“食”和“货”,确是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东西。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则,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谁知恰恰相反。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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