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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泡姑娘是花样百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拔气门芯。我有个姑姑是工人，年轻时候很美，有一天她下班发现自行车气门芯没了，正在发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工，该青工非常关心地说：“自行车坏了？我来修。”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个气门芯。我姑姑年少无知，三下两下就爱上了这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后来他就成了我姑父。
还有跑到班组里去吹牛的。还是我的姑父，到我姑姑班组里，对着其他人狂吹，说自己会缝纫，会打毛衣，会烧菜。一边吹牛，一边用眼风扫我姑姑。我姑姑在旁边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倾慕，八十年代会打毛衣的男青年绝对是珍品。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屁，他什么都不会。我姑姑也是瞎猫拖上死耗子，姑父凭着这手狂吹的绝技，若干年后做上了全厂的党委书记。
有关糖精厂的化验室，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只有电工可以自由出入。化验大楼有上百根灯管，几乎每天都有坏掉的，平时都是攒齐了一起换，遇到电工心情好，也可以去主动跑去换灯管，检修电路。泡化验室的姑娘，乃是电工的天职。但是，化验室对长脚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长脚是管工，化验室里有很多灯泡，有很多烧杯，有很多仪表，就是他妈的没有管道。假如长脚随随便便跑进去，可能撞上女化验员换衣服，那他就惨啦。女化验员都是穿白大褂的，白大褂下面就是胸罩和裤头，如果他撞上的不是四个胸罩的姑娘，而是两个胸罩的老阿姨，一种可能是被送到保卫科，另一种可能是被就地强奸掉。
后来六根出主意，下次去换灯管，带上长脚一起去。这个主意虽然很糟糕，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长脚化装成电工混水摸鱼，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
那天我们借口检修电路，统一换灯管，几个电工一起跑到化验室去，顺便带上了长脚。结果，千算万算，忘记问一声四个胸罩的姑娘在不在。她那天正好调休。长脚非常沮丧，在化验室百无聊赖，他就主动爬到桌子上去换日光灯管，不料被电了一下，直接从桌子上滚翻在地。倒霉的长脚被两个阿姨抱着，阿姨大声喊他的绰号：“长脚——”我们跑过去看时，长脚脑袋枕在阿姨臂弯里，好像将死的烈士，另一个阿姨在给他按摩胸口。这情景非常不堪，我们都看不下去，收拾起工具全都走了。走出化验大楼时，听见后面一阵脚步，长脚连滚带爬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
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
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杆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
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
回忆我的九三年，除了考上夜大以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妈高兴：我入团了。
秋天到来的时候，陈小玉来找我。陈小玉是新调来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模样甜甜的姑娘。那时候流行这种甜妹型的，我夸她长得像著名歌星杨钰莹，她听了还挺高兴。如今要这么夸她，估计就是找抽了。
陈小玉说：“路小路，你还不是团员吧？”我点了点头。说起这个我就自卑，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班级里的优等生，打过入团报告，从初二一直打到高三，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剖析一番。但我不大会写入团报告，把自己形容得无比惨。学校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我们是吸收团员，不是施粥。你再回去斟酌斟酌。”过了几天，我去打人，把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打成了神经病，看见我就发抖，半夜里梦见的不是裸体女人，而是我翘着二郎腿对他诡笑，他居然还为此遗精，简直见了鬼，只能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被学校里知道了，团支部书记又把我叫了去，说：“前几天我说错了，你不用斟酌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个人档案。我在小说里读到，档案是一种与你自己密切相关、而你自己却不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小学老师给你写了个评语：该生很淫荡。这条评语入了档案，就是在你脸上敲了个金印，古代叫黥刑。这个黥，你自己还看不见，别人却知道。要洗脱这种罪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会有第二个老师为你正名：该生其实不淫荡。第二个老师通常会说：该生的淫荡隐藏得很深。这他妈就彻底完蛋。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淫荡，除非我是阳萎，但阳萎也可以做到心淫身不淫，隐藏得很深。
我把人打成神经病，此事确凿无疑，并没有冤屈了我。只是，梦遗到底算不算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入档案，我也不知道；如果入了档案，我是不是还能入团，这我更不知道。后来陈小玉让我入团，我便确信，曾经把人打得遗精的事情并没有入我的档案。我觉得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有过救人为乐的好事，做了电工，读了夜大，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朋友，简直已经到了人生的顶峰，目前确实是洗心革面的好时机。
有关入团，我心里很欣喜。人都有一种向上的积极性，即使在最堕落的时候。被枪毙的人看见阳光还会觉得欣慰呢。我对陈小玉说：“入团申请书该怎么写呢？”陈小玉开玩笑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写入团申请书，简单一点诚恳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听了这话，非常之沮丧，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吗？
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 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
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
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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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